社会观察
见习记者 卢轶 崔财鑫
现状
9月9日，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广州地铁一号线跳下轨道，迎头撞上运行中的列车当场死亡。
9月11日，广州某学院一名入学才6天的大一新生从7楼跳下，当场殒命。
9月12日，一名青年男子在珠江医院跳楼身亡。
9月13日，白云山顶，一位阿婆被发现吊死在一棵树上，尸体已经腐烂，怀疑为自杀……
在记者选取的几天时间段内，仅仅在广州市，被媒体报道出来的自杀事件就如此频密，自杀已经成为我们越来越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
有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人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杀者的选择，挽救别人的生命，他们是自杀干预志愿者。他们人数不多，力量单薄，但他们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
光有爱心是不够的
胡慎之，广州某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医生，自杀干预志愿者。
见到记者时，胡慎之用力地握住记者的手说:“很高兴你们媒体来关注这个问题。”
其实，早在一年以前，在另一个城市南京，陈思——一位义务守候`南京长江大桥劝说自杀者的志愿者——就吸引了许多媒体的目光。提起陈思，胡慎之很佩服他的热情和毅力，但是认为陈思“如果经过一些专业的培训就更好了”。
胡慎之的名气远没有陈思大。他创办自己的心理咨询中心不过一年多时间，外界知道他的人并不多。记者也是几经周折才找到他。
胡慎之的心理咨询中心在广州市珠江新城的名门大厦内，虽然不大，但色彩很明快。在这里，有7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从业。记者刚进门的时候，一位咨询师误以为记者是前来咨询的，脸上的热情和真诚不由让人感动。
提起自杀干预，胡慎之认为现在人们的认识还有很多局限。“比如一个人要跳楼，很多人以为把那个人从楼顶强行拉下来就行了。却不知道，自杀这个行为对自杀者本身来说就是很大的创伤。人被救下来后，别人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这时候如果不进行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他很有可能重蹈覆辙。”
他举了一个例子，“很优秀的一个女孩，大学刚毕业，即将赴英留学。但是心理素质比较差，因为感情问题，半年内自杀了7次。”身心俱疲的家长找到了胡慎之，第一次见面，女孩就用不屑的眼光看着他说:“你真的能帮我？没人帮得了我。”
“很多自杀者都有这样的想法。”胡慎之说，自杀者往往处于一种自我的状态，而很多人一旦发现某人有自杀倾向或实施行动时，往往习惯性地讲大道理，“什么爸爸妈妈养你很辛苦，什么生命多么宝贵。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没有伦理道德，他们心里一直处于矛盾和冲突的状态，如果这时再用伦理和道德刺激他，很有可能强化他的自杀情绪。”
“光有爱心是不够的，更需要技巧。”胡慎之总结说。
成功干预救下跳楼女子
自杀干预，严格地来讲，分为自杀前干预、自杀中干预和自杀后干预三种。这其中，自杀中干预的情况比较少见，胡慎之迄今也只有过4次成功的自杀中干预。一次成功的干预等于一条人命，这当中，胡慎之印象最深的是对一个30多岁女子的成功劝救。
当天，正在上班的胡慎之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得知朋友所在的小区有一个女人要跳楼，公安消防都到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这个女的就是不肯下来。于是，有人提议找个心理医生。
接到消息，胡慎之打个车就跑过去了。
他赶到的时候，自杀女子正坐在17楼阳台的栏杆上，双腿挂在外边，口中还一直喃喃:“我该怎么办？天塌下来了。爸、妈，女儿我对不起你们。”胡慎之形容当时情况相当危急，“人已经僵了，只要她稍稍一挪，整个人就掉下去了。”
原来，她有一个烂赌的丈夫，还有一个3岁的女儿，家里靠她一人支撑。平时，她做点小生意赚钱，可是没想到被人骗了30多万元。这对她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不堪重负之下，她爬上了17楼的阳台。
当时胡慎之手里正好有瓶水，他远远的隔着一段距离，递了过去。“你要知道，人紧张的时候就会口渴。她在上面，是很想喝水的。”胡慎之说他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那女子的眼神，一刹那间，散乱的眼神变得凌厉，紧接着无奈又浮现出来。
女子接过水喝了几口，说:“你帮不了我，你能给我30万吗？”
“30来万并不多。”胡慎之回答。
沉默。
过了一会，胡慎之提出聊一聊。女子迟疑了一下，答应了。
两人之间的对话很简单。胡慎之提了两个问题，一个关于收入，一个关于年龄，女子一一作答。这时，他看了看一直在旁边哭泣的女子3岁大的女儿，说:“你吓着女儿了。”
“这个女的情况很特殊，她10岁的时候，母亲自杀死了。”胡慎之告诉记者。根据美国SPAN(自杀预防行动网)的一份调查报告，家庭成员有自杀史，是自杀的一个重要致因。
胡慎之于是问她:“你这一辈子是不是过得很苦？”
女子点了点头。
胡慎之又紧接着说:“如果你今天跳了下去，那你女儿的命运就会跟你一样。”
女子终于哭了出来。
跟记者讲到这一段，胡慎之显出一种职业性的兴奋，他说，这就成功了一半。“过了一会，我伸出手对她说:‘希望你能够自己下来，我们一起找一个办法来解决问题。’她迟疑了大约15秒，终于接过了我的手。”
“其实，自杀干预成功的关键是‘共情’，去感受他的感受，而不要期望用自己的想法去影响他。”
自杀干预的无奈
许多人并不知道，胡慎之本人也曾经是一个自杀者。
高中的时候，因为受了一些挫折，十几岁的他决定要结束生命。“当时我已经长得很高了，觉得跳楼会死得很难看，于是花了足足半个月的时间到许多家药店买安眠药。”
这次行动当然没有成功。但是有了这样的经历，胡慎之对生命的理解就不一样了。于是经过几番周折，他终于选择了心理咨询师作为自己的职业。他说，很多人都因为受了挫折而选择放弃生命，“其实所有的这些挫折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心里面，可以通过心理干预来解决。”
胡慎之创办的心理咨询中心有一个“生命热线”(13798021247)，专门针对有自杀倾向或行为的人。“一个月大概会接到十几个电话，虽然不是很多，但我们24小时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值班。”采访中，胡慎之也多次强调。现在，中心的7位咨询师，都已经把自杀干预作为自己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心理咨询中心所进行的自杀干预是完全免费的，因此需要靠日常的心理咨询治疗的赢利来支撑。要维持整个中心的日常运作，胡慎之坦言压力不小。“我这还算好的。”胡慎之说，据他了解，广州目前从事自杀干预的很少，少数一两家私人诊所也都过得比较艰难。虽然如此，胡慎之还是坚持要把自杀干预做下去。他说，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因此希望能够跟政府以及媒体合作。
他告诉记者，做一名自杀干预志愿者，最大的困难并不是经济压力，而是社会的偏见。“有的人把自杀者当怪物看，有人去看心理医生好像就是神经病。”当然，问题还有很多，许多时候，胡慎之也觉得相当无奈。
胡慎之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他们的“生命热线”，绝望中的一个电话也许就能够改变一切。
反思
2005年9月10日，教师节。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一天还是第三个“世界预防自杀日”。
据专家推算，我国每年约有20多万人死于自杀，自杀率高于全世界的平均自杀率，自杀成为我国15岁到34岁人群中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而比这些数字更让人痛心的则是我国自杀防范体系的缺乏和公众对自杀现象的冷漠。
让人痛心的漠视
广州某心理专家门诊的詹医生告诉记者，目前在广州，很少有组织或个人在做自杀干预的工作，自杀干预是在“用极为有限的人力物力去做人命关天的大事”。然而面对社会上的冷漠，这些为数不多的致力于挽救轻生者生命的人，却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詹医生向记者讲述了他的一次亲身经历。一家肿瘤医院的病人因为不堪精神压力，从医院的天台跳楼自杀。詹医生质问院方在发现这种情况之后，为什么不将上天台的门上锁，然而院方却说:“就算这里锁上之后，寻死的人肯定还会从其他地方跳下去。”
这句话听上去很有理，但对有自杀倾向的患者来说，如果一种方式寻死不成，那么在寻找另一个方法的过程中，他极有可能会放弃。一项数据表明，37％的自杀未遂者自杀前考虑自杀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60％考虑自杀的时间不超过2小时。一位心理专家告诉记者，自杀者情绪冲突最强烈的时间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如果在这个时间内进行干预，许多人就会放弃自杀的念头。
自杀干预的规模水平有限
记者费尽周折，寻找广州城的自杀干预机构。最终找到屈指可数的几家私人诊所，规模都很有限。
詹医生所在的诊所——一个被人称作是广州地区比较专业的自杀干预机构——坐落在广州天河城广场附近一个不起眼的住宅小区里，办公大厅里没有空调，工作人员开着窗户，顶着30多度的高温办公。詹医生说，自杀干预是公益性质的，完全免费，所有的经费都要从其他心理治疗的款项中抽调。
在寻找相关专家时，记者也感到困难。目前，对自杀的研究还大多停留在心理学层面上，将自杀作为社会问题研究对象的学者还很少。
记者走访了广州几所高校的社会学以及公共关系学方面的一些专家。大部分专家都表示，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听说周围学术圈中有谁涉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告诉记者，做这方面的研究不容易受到重视，专家们做课题选择时也就不会将其纳入考虑的范围。
目前，国内几乎找不到关于自杀的详尽的调查和分析数据，而在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比如香港、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工作是每年都做的。
政府与民间要共同关注
对自杀问题缺少关注的不仅仅是学术界，还有我们的社会和政府。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最新的研究指出，自杀者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找不到倾诉和解决问题的渠道，是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广东商学院社会工作系系主任谢泽宪认为，社会转型中，“断裂的社会”产生“很大的鸿沟”，自杀率高就是代价之一。但是，社会和政府对自杀者的关注少，自杀者心情压抑没有方便的管道倾诉，遇到不公平没有方便的渠道去申诉，则是自杀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自杀现象的减少有赖于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研究员李江涛指出，对于自杀干预，政府应该倡导，而民间社会共同来培育，两者是缺一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