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学派的由来

财务控制2006-01-09 14:55:39未知

(一)

在思想史上,很少有象思孟学派这样既有着显赫的地位,又产生不断的争议。说它地位显赫,是因为至少从宋代起,它已被看作是得孔子真传,居儒学大宗;说它争议不断,乃是因为对于“思孟学派”具体何指,其特色为何,甚或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都一直是个存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说,我们所知道的只能是流传下来的历史。这句话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典籍文献(广义的)在历史传播中的重要性,归根结底,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出现的思想总是要以各种文献记录为载体才能被后人认识、了解,而一旦因为某种原因,这些作为载体的典籍文献意外失传,那么,不管你的事迹如何轰轰烈烈,也不管你的思想如何高明深刻,都只能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而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而这一切正不幸发生在思孟学派身上。当然,我们说思孟学派在历史上争议不断,决不仅仅是因为《汉书·艺文志》中的“《子思子》二十三篇”在唐代以后已经失传,[1]更重要的,乃是因为后代学者在争论中往往搀杂了自己的意志、观念,他们真正关注的也许并不是思孟学派的真实面貌,而是思孟到底从夫子那里传下了什么样的“道”。在这种情况下,典籍的遗失、缺乏固然会影响到人们的理解、判断,但又何尝不会为后人的借题发挥、“六经注我”提供了便利;? ?庵纸杼夥⒒印ⅰ傲??⑽摇彼淙徊晃奁渥陨砑壑担???展橐巡皇撬济涎?傻脑?病K?裕??虢铱?济涎?缮砩系纳衩孛嫔矗?蛊浔纠疵婺浚??艘览敌路⑾值牟牧贤猓?恢挚凸邸⒗?返奶?韧??缘檬?种匾?U饩鸵?笪颐鞘紫纫?哟呵镎焦?纳缁崂?繁尘爸腥ヌ骄克济涎?傻难荼洹⒎⒄梗煌?备???湓?械哪谌萦牒笕说姆⒒忧?鹂?矗?展槲颐翘教值氖谴呵镎焦?逼诘乃济涎?桑??皇亲魑?暗劳场被?淼乃济涎?伞?nbsp;

那么,思孟学派是如何提出来的呢,它在思想史上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让我们首先对这些问题作一番探讨吧。在先秦典籍中,明确把思、孟作为学派看待的应该是战国后期的韩非子,他在《显学》篇说: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这里虽然提到“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但似乎只是把它们看作“儒分为八”中的两派,对于二者关系如何,则根本没有提到。不过韩非子“儒分为八”的说法也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地方。比如,它所说的八派并不处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子张、漆雕氏(漆雕开)等属于孔门的七十二子,约生活在春秋末期,最晚的孟氏(孟子)、孙氏(荀子)则已到了战国后期,前后相差约二百余年,所以韩非所说的“儒分为八”显然不能仅仅作为并列的学派看待。又比如,八派中有“颜氏之儒”,孔门弟子中除颜回外,还有颜无繇、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何、颜浊邹等人(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及《孔子世家》),但多数学者还是倾向认为是指颜回一派。如果是这样,那么颜氏之儒就应该是由颜回弟子创立,但又尊奉颜回;因颜回先于孔子而卒,根本不可能立派。八派中又有“乐正氏之儒”,先秦儒家为乐正氏者有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和孟子弟子乐正克,前人考订乐正氏之儒也不外乎此二人。如果是前者,那么,“儒分为八”中有曾子弟子创立的乐正氏之儒,却没有曾子;如果是后者,则孟子与其弟子分别创立了两个学派。此外,韩非所提到的八派似乎也并不能概括孔门后学的全部。象《荀子·非十二子》所批判的“贱儒”共有“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三家,而韩非所提到的只有“子张氏”一家;还有,《孟子·离娄下》所提到的率弟子“七十人”的曾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提到的“从弟子百人,设取予去就”的澹台灭明等,显然也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师,但均没有被韩非列入八派之中。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费解,搞不清韩非分派的根据是什么。与此不同,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将则思、孟前后相续,认为二者具有内在的联系。

略法先王而不知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按照荀子的说法,子思、孟轲不仅前唱后和,主张一种五行说,而且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一批俗儒的支持、拥护。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说法自然有一定根据,所以后世所谓的思孟学派实际也就是由这条材料而来。那么,如何看待韩非与荀子不同的说法呢?我们认为这可能同二者的着眼点不同有关,韩非所说的可能是历史上产生的具体学派,而荀子强调的则是学派间的归属和联系。

我们知道,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主要是通过收徒设教的形式,据刘向《新序》,“孔子年二十三岁,始教于阙里,颜路、曾点、琴张之徒,往受学焉。”是孔子第一次收徒设教,后不断通过这种形式,孔子在其门下汇聚了庞大的弟子徒众,形成了最早的儒家学派。从《论语》、《礼记》等典籍来看,孔子与其弟子的关系往往是宽松、自由的,弟子由于信奉孔子的思想,推崇孔子的人格,来到孔子门下;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离孔子而去,[2]儒家内部似乎始终没有形成严格的组织系统,更没有对学派的传授作出明确规定,体现了儒家不同于一般宗教的特点。所以孔子以后,儒家内部虽然出现分化,但各家立派依然是通过收徒设教的形式。当儒家的某一人物,在门下聚集了一定数量的弟子,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甚或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便形成所谓的“派”。这种“派”的数量自然会是很多,远远不止于八家,韩非的“儒分为八”只是后人一种笼统、模糊的印象,并不能以此为据。同时,由于韩非乃法家人物,对儒家情况不可能十分了解,他只注意到子思、孟子都曾立派,故从旁观者的立场将其分为两派,至于二者关系如何,自然不是他所关心的了。荀子的情况则不同,他主要是从儒家内部的派别划分来看待思、孟的关系,认为二者在儒家内? 看τ谕?凰枷肼废摺T谑??又?猓?髯佑痔岢鲋倌帷⒆庸??圃奁湮?白芊铰裕?胙孕校?纪忱啵??禾煜轮?⒔堋保?恰笆鞘ト酥?坏弥凑咭病保?衔?约杭词浅鲇谥倌帷⒆庸??蟆R虼耍?铀肌⒚祥鹩胫倌帷⒆庸?导蚀?砹塑髯铀?斫獾娜寮夷诓康牧教醪煌?废撸???肌⒚狭?翟谝黄穑?⒏?枧?校??浅鲇谡庵挚悸牵痪蛙髯佣?裕??膊⒚挥锌隙ㄋ肌⒚暇褪且桓鲅?伞?3]因此严格说来,思孟学派应该是子思学派和孟子学派的通称,因二者思想上具有某种一致性,所以人们往往将其联系在一起,称为思孟学派;但在历史上二者则可能是分别独立的,当“孟氏之儒”出现时,“子思之儒”可能依然存在,但由于只是在墨守师说,缺乏创造,所以真正发展了子思思想的,反倒是后起的孟子学派。

荀子在批判思、孟时,特别说到“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表明思、孟一系曾自认为出于仲尼、子游之后。对于这个子游,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子弓之误,理由是荀子“屡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后云‘子游氏之贱儒’,与子张、子夏同讥,则此子游必子弓之误”(王先谦《荀子集解》引)。但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别处之所以屡言‘仲尼子弓’者,是荀子自述其师承;本处之所以独言‘仲尼子游’者,乃子思孟子的道统。这是丝毫也不足怪的。”[4]所以按照荀子的记载,子游应该是对思、孟产生过影响的重要人物。子思与孔子年龄相差较大,不可能接受孔子的教诲,子思的父亲孔鲤也早卒,说子思受到孔子弟子的影响,完全符合情理。不过从思、孟的言论来看,他们似乎较少谈到子游,而是更多地谈到孔子的另一个弟子曾子。如在《礼记》中,子思常与曾子讨论孝亲执丧;孟子也常将曾子、子思并举:“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於我室,毁伤其薪木。’……子思居於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这里的“同道”是说曾? 印⒆铀季哂邢嗤?乃枷敕椒ǎ??⒉皇撬翟诖?凇暗劳场保??菜得髟诿献友劾铮??巳肥稻哂心持至?怠4送猓?睹献印芬皇樘岬皆?泳糯危?栽?邮?滞瞥纭T诿献颖氏拢??映31幻杌娉筛涨俊⒑胍悖?哂卸懒⒕?竦娜宋铮?nbsp;

昔者曾子谓子让、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公孙丑上》)

曾子曰:“普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公孙丑下》)

这里的曾子显然就是孟子的化身了。孟子在思想上也受到曾子的影响,“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与曾子以“忠恕”释“一以贯之”相同。正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往往认为思、孟实际是出于曾子一派。不过仔细分析,以上两种观点其实也并不矛盾。前面说过,子思虽为孔子之后,但他既未及遇孔子的垂教,又经幼年丧父的变故,主要是在孔子弟子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这样一来,与其发生联系的人物自然不在少数,而曾子、子游可能是其中较为重要者,子思与其二者在思想上也具有某种一致性。所以荀子说思、孟一系曾经推崇子游,应该是有根据的。至于曾子,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则较为复杂,除了对思、孟产生影响外,可能与荀子也具有某种联系。据笔者统计,《荀子》一书多引曾子的言论,对曾子似乎也十分重视(详见第三章);而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吴起乃早期法家人物,竟然也曾受学于曾子门下,这样看来,曾子便是思想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从曾子的思想来看,孟子虽然称其“守约”,突出了其重视内在精神的一面,但史书也不乏曾子有关论礼的记载,说明他对于外在礼仪同样十分关注,这样以后的孟、荀实际都有可能与他发生联系,产生共鸣。而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当荀子在对儒家各派进行批判总结时,便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只将子游划归思、孟一系而不谈及曾子,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可能曾子、子游都对思、孟产生过影响。

及至汉代,思、孟一系的说法得到当时学者的进一步确认。《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司马迁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据学者考证,子思约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02年,而孟子一般认为约生于周烈王4年,公元前372年左右,[5]所以孟子一生实际并没有见到过子思。但孟子虽然不及见子思,却受业于子思弟子,仍然间接受到子思的影响,二者在思想上可能具有某种一致性,后人所谓的思孟学派也应该主要是对此而言。不过当时似乎更流行的是孟子师事子思的说法,如刘向《列女传》:“(孟轲)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班固《汉书·艺文志》:“名轲,邹人,子思弟子。”赵歧《孟子题辞》:“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应劭《风俗通义·穷通》:“孟子受业于子思。”《孔丛子》甚至杜撰出孟子拜见子思的一幕:“孟子车尚幼,请见子思。子思见之,甚悦其志,命子上(子思之子)侍坐焉,礼敬子车甚崇。”(《杂训第六》)这里似乎在暗示人们,孟子之所以能有后来的影响,乃是因为得到子思的提携、欣赏。《孔丛子》还编造出孟子请教子思的内容:

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义,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同上)

孟子十分重视仁义,曾批评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但这里的“子思”却似乎对孟子已有所不满,教导他要“先利之”,并讲了一番“利”与“仁义”的大道理。这里内容虽然是虚构,却表露了这样一种信息,即编造者在有意借子思之口对孟子的某些言论作出修正,把子思说得比孟子更高明。此外,编造者还有意将孟子的言论套在子思头上,让子思以此对孟子进行训导:

孟轲问子思曰:“尧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称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昼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农之赴时,商之趣利,恶有不至者乎!”(《居卫第七》)

《孟子·告子下》有曹交向孟子请教“人皆可以为尧舜”,问“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孟子回答:“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不难发现《孔丛子》的这一段文字实即来自于《孟子》,只不过对原话作了改动,孟子也由教导者变成了受教导者。

“《孔丛子》一书可以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6]全书共二十一篇,其中前四篇记孔子事,第五至第十篇记子思事,第十二至十四篇记子高(子思玄孙)事,第十五至第十七篇记子顺(子高子)事,第十九篇至二十一篇子鱼(子顺子)事。除了第十一篇《小尔雅》、第十八篇《诘墨》性质较特殊外,全书可分为五大段,记录前后二三百年之事。据黄怀信先生的研究,书中“记孔子、子思、子高的三部分均有原始材料,其文字基本上属于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7]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上述文字就有可能是出自子思后学之手,由子思后学加工而成。而他们这样作,显然是要借孟子来抬高自己,属于思、孟一系的内部纷争。据史料记载,秦代以后孟氏之儒已经不传,“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而子思之儒却因为孔氏家族的缘故流传下来。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子思以下的世系为:子上——子家——子京——子高——子顺——子鱼。其中子思是孔氏家族中仅次于孔子的人物,在家族内占有显赫的地位,其思想不可能不对以后的孔氏家学产生影响,并被后者继承下来,这样子思之儒便融合在孔氏家学之中,“子思学派的思想也就是孔氏家学所主张的”。[8]但孟氏之儒虽然已不传,孟子的思想在汉代仍有较大影响。“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同上)不仅《孟子》一书在文帝时曾一度立于学官,设置传记博士,孟子的仁政说更是影响到包括贾谊、贤良文学等在内的众多人士,成为总结历史、评论现实的重要理论依据。可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子思后学故意篡改了思、孟二人的关系,将孟子说成是子思的弟子,编造出子思训导孟子的具体情节,将孟氏之儒归入子思之儒,将历史上曾经相对独立的两个学派说成是同门的师徒相传,这本来不过是子思之儒的宣传手段,却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影响到对思孟学派的理解和判断。[9]

唐宋以后,思孟学派的面貌又有新的变化,这一时期随着道统论的出现,思孟学派开始与道统结合在一起,成为道统的传递者,与此相应,其地位也不断提高,几乎成为儒学正统的代名词。汉魏以降,佛老流行,儒学衰微,逮至唐代,韩愈崇儒学,批佛老,首倡道统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之传之舜,舜以之传之禹,禹以之传之汤,汤以之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愈集·原道》)儒学之道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传授系统,它从尧舜时代就已经开始,远比佛老要久远的多,这一传授系统后经孔子传与孟子,孟子以后却不传。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于曾子。”(《送王秀才序》)这实际是将思孟学派置于尧舜以来儒学道统传人的位置,而这个思孟学派在韩愈的眼里是指:曾子——子思——孟子。韩愈的道统说得到宋明理学家的普遍认可,二程、朱熹都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

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虽固然。但曾子平日是个刚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观其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底言语,可见。虽是做工夫处比颜子觉粗,然缘他资质刚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传夫子之道。后来有子思、孟子,其传亦永远。(《朱子语类》卷十三)

二程、朱熹不仅肯定了曾子、子思、孟子的传授系统,还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一起合为四书,并将《大学》定为孔子之传而“曾子作为传义以发其意”。这样理学家所推崇的四书便成为思孟学派的传世文献,是了解思孟学派道统的依据,而理学家则成为道统的承继者,一部宋明理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思孟学派重新理解、阐释的历史。由于理学家是用道统论看问题,而道统论并非一种历史观,而是一种文化观,它所关注的不是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而是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所以他们不是将思孟学派看作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注重其内部思想的分歧和差别,而是认为孔、曾、思、孟“一以贯之”,传递着相同的“道”。这个“道”他们认为主要是“性与天道”的问题,是心性的问题,并以各自的理论形式对此作了重新阐释和发挥,形成理学、心学的不同派别。可以说经过理学家之手,思孟学派呈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晰的面貌,其每一个概念、命题都得到细致的分析和梳理,并深深影响着后人的理解,不过由于理学家主要是在“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这种分析和梳理越是细致,越是可能偏离了本来的面貌。

理学家将思孟学派说成是道统的传递者,而这个道统又主要是指内在的心性问题,这一看法在当时已受到学者的非议,如南宋学者叶适认为曾子以“忠恕”解“一以贯之”,并没有得到孔子的认可,未必符合原义,只能算是个人的理解。“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习学记言》卷十三)说孔子传道于曾子,并无事实根据。叶适还非常重视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一语,认为它才真正是孔子所传之道:

孔子曾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为忠恕。案孔子告颜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盖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尽物可也。若动容貌而远暴慢,正颜色而近信,出辞气而远鄙倍,则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而克与未克,归与不归,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尊其所贵,忽其所贱,又与一贯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也。”(同上)

“克己复礼”是以外在的礼仪为实践原则,“盖欲此身常行于度数折旋之中”。而曾子临终前告诉孟敬子的仅有“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事而已”(见《论语·泰伯》),对于“度数折旋”等外在礼仪则有所忽略。所以“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既然曾子并不曾得道,那么,说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自然就没有了根据。可见,即使在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对于思孟学派也是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清代以降,考据学盛行,宋儒推崇的四书自然成为人们考证的对象。据说戴震十岁入塾读《大学》章句,便向塾师质疑说:周朝、宋朝相去二千年,《大学》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朱子何以知其然?(见洪榜《初堂遗稿·戴先生行状》)在清代考据学者看来,宋儒将《大学》归于曾子,本身根据不足,是个需要证明的问题。以后陈沣、陆奎勋等清代学者通过考证认为《大学》成书较晚,不可能为曾子所作;而袁枚、叶酉、俞樾等人根据《中庸》“车同轨、书同文”等语,断定《中庸》一书晚出,同样非子思所作。既然理学家据以立论的经典并不可靠,那么,他们所宣扬的道统自然也就有了疑问。为了反对宋儒空谈心性,清代学者提倡躬行践履,对于礼学尤为重视,一度出现礼学复兴,于是有学者主张孔门真传实际是礼,如黄以周说:

圣门之学者重约礼,礼者理也。曾子之学尤湛深于礼,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故卒能得孔圣一贯之传。《大戴记》录《曾子》十篇立言制事,悒悒勿勿,深有得于礼教者,其受学孔圣也。内验身心,外究事理,于礼之大本大经,聆之,审体之,退而与游、夏诸子互商节目,吊之裼袭,奠之东卤,祖之反宿,一一讲明,必求礼义之安而后已。初未尝偏执己见,悻悻自是,曾子忠恕气象乃尔。……曾子之穷理,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故卒能得见孔圣一贯之传,又何闲焉?(《儆学杂著·曾子论礼说》)

孔子的“一以贯之”并非是忠恕,而是礼,曾子得孔子之传也主要是礼,这里曾子又被说成“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深有得于礼教者”。不过到了晚清,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早期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等均力排曾子,认为传道统者实为子游。如康有为说:“著《礼运》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康南海先生口说·礼运》)“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孟子微·序》)梁启超说:“《春秋》太平世之义,传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子思、孟子云: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可见子思孟子之学实由子游以受孔子也。此派为荀派所夺,至秦而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康、梁之所以重新提出子游,除了学术的原因外,恐怕还是因为从子游那里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大同”说吧。看来思孟学派已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还往往被赋予了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内容,由此呈现出一幅幅不同的面貌。

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和资料的缺乏,当代以来的思孟学派研究难以取得较大突破,不过仍有学者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如郭沫若先生考察了儒家八派,认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孟氏自然就是孟轲,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乐正氏当即孟子弟子乐正克。但这一系,事实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郭氏还对思孟五行进行了考证,认为可能是指仁义礼智诚。[10]

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中专门列有思孟学派一章,并对其作了重新评价。“我们认为,曾子与思、孟的思想确是在一条线上发展的,然而曾子为孔子正传之说,则绝非事实。因为,曾子思想本来是思、孟学派的理论来源或其萌芽形态,但不是孔子思想的真传。这就是说,曾子虽然在文字形式上‘言必称师’,而在思想实质上,则抛弃了孔学的积极成分,而片面地承继了并且扩大了孔学的消极的成分。我们在第六章里,所以将曾子列为孔学优良传统萎缩阶段的一个支派的开端,正指此事。”[11]

1973年马王堆帛书出土,其中《老子》甲本卷后附录古佚书四种,庞朴先生经过研究,将佚书之一命名为《五行篇》,认为其中谈到的“仁义礼智圣”五行即是人们争论不休的思孟五行说,由此揭开了思孟五行之谜,同时将思孟学派研究向前推进一步。[12]不过由于帛书的年代较晚,当时学者一般倾向将其看作思孟后学的作品,这多少使帛书的学术价值打了折扣,加之在《五行》的理解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思孟学派的研究虽出现一缕曙光,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观,有学者甚至针锋相对,提出不同意见,根本否定帛书的“五行”说。[13]

(二)

王国维云:“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郭店竹简的出土,给思孟学派研究带来新的转机。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一批竹简,经整理有文字的共有730枚,其释文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一经公布,立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掀起研究的热潮。郭店竹简的内容,主要是儒家和道家著作。经整理者编连后,属于儒家的著作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二、三等十四篇。目前的编连结果可能不是最佳的,研究者已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其中尤集中在《成之闻之》一篇,类似的调整还可以进行,不过总体来看,各篇的内容基本是清楚的。由于郭店竹简的形制不完全一致,十四篇儒家简的形制可分为三类:(1)简长三二·五厘米左右,两端修成梯形,编线两道:有《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五篇。(2)简长二六·五——三○·六厘米,编线两道:有《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四篇。其中《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简长二六·四厘米,两端修成梯形;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简长二八·一至二八·三之间,两端平齐。(3)简长一五——一七·五厘米,编线三道:有《语丛》一、二、三等三篇。

据发掘报告,[14]郭店一号墓属于战国中期后段,约当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公元前三世纪初。从考古学角度来看,该墓位于楚国郢都外墓地的范围之内,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这一带楚墓的时代序列已经排定,因此整理者对墓葬年代的推断应该是可信的。通过对相邻楚墓的分析,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断定郭店一号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三○○年;竹简的书写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竹简著作的年代自然还要早些,均在《孟子》成书之前。而从竹简的内容看,其中有据记载原属于《子思子》的《缁衣》一篇,有曾经在马王堆出土,记录思孟“五行”说的《五行》一篇,更有明确提及子思的《子思见鲁穆公》一篇,所有这些都在告诉人们一个信息:这批竹简会不会属于已遗失的《子思子》中的一个部分?有没有可能早已失传的《子思子》不经意间被我们重新发现?如果是这样,透过这批竹简我们将看到思孟学派怎样一副面孔?围绕这些问题,学者展开了激烈讨论,一时间思孟学派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李学勤先生率先著文,根据墓葬的年代以及竹简的内容,认为“简中的一部分是《子思子》,即孔子之孙孔伋一系的作品,这些简的发现对于学术史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子思子》,李先生认为“同其他子书一样,不一定是子思一人的手笔。《韩非子》说‘儒分为八’,有‘子思氏之儒’,是子思的徒裔颇多。子思卒于公元前五世纪末,到郭店墓下葬不过百年,估计竹简《子思子》不会晚于子思的再传弟子”。至于竹简哪些属于《子思子》,李先生认为有《缁衣》、《五行》、《鲁穆公》三篇。[15]在另一文中,李先生肯定《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与《子思子》也有一定关系,并指出郭店竹简对于理解《大学》、《中庸》等传世文献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儒书的发现,不仅证实了《中庸》出于子思,而且可以推论《大学》确可能与曾子有关。《大学》中提出的许多范畴,如修身、慎独、新民等等,在竹简里都有反复的论述引申。……由此可见,宋以来学者推崇《大学》、《中庸》,认为《学》《庸》体现了孔门的理论理想,不是没有根据的。”[16]

姜广辉先生进一步推断郭店竹简多数应属于《子思子》,他提出四条判断标准:(1)以《荀子·非十二子》之语为参照,(2)以《中庸》为参照,(3)从子思“求己”的学术主旨出发,(4)透过子思的思想性格。通过以上标准的审查,他认为竹简中《唐虞之道》、《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穷达以时》、《成之闻之》前半部分、《鲁穆公问子思》、《六德》诸篇应为子思所作。姜广辉先生还对孔门后学进行了重新划分,以此来确定思孟学派的传承。他认为所谓的思孟学派是指子游、子思、孟子一系的“弘道派”,“在早期儒家之中,这一派人民性、主体性、抗议精神最强,是早期儒家的嫡系和中坚。”而曾子一系属于重孝道的“践履派”,“这一派重孝道的践履,其基点在家庭父子关系上。这一派所讲的孝道是广义的。”认为子思出于曾子一系,是朱熹等理学家出于建构道统论的需要,并无事实根据。此外还有子夏一系的“传经派”和子张一系的“表现派”。姜广辉先生根据新出土的竹简资料,对儒家道统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它并非是由理学家所宣扬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真传,而是“由‘大同’说的社会理想、‘禅让’说的政治思想和贵‘情’说的人生哲学所构成的思想体系。”[17] 这一思想体系主要由思孟学派所倡导、发扬,并在今日依旧显示出积极的意义。

庞朴先生则着眼于儒家思想的发展线索,将郭店竹简定位为“孔孟之间”,对思孟一系的心性说作了有益探讨。他认为孔门后学“在解释为什么人的性情会是仁的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大体上分为向内求索与向外探寻两种致思的路数。向内求索,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处,明心见性;向外探寻的,则从宇宙本体到社会功利,推天及人。向内求索的,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向外探寻的,由《易传》而《大学》而荀子”。郭店竹简在思想上代表了向内求索的方向,“它也谈天,甚至很有可能是从天开始构筑自己体系的。但它着眼之点不是天道,而是天命;不是天以其外在于人的姿态为人立则,向人示范,而是天进入人心形成人性,直接给人以命令和命运。”并由此展开为性与命、性与情、性与心三方面的问题。[18]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如李泽厚先生认为郭店简“虽有《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诸篇,却并未显示出所谓‘思孟学派’的特色(究竟何谓‘思孟学派’,其特色为何,并不清楚)。相反,竹简明确认为‘仁内义外’,与告子同,与孟子反。因之断定竹简属‘思孟学派’,似嫌匆忙,未必准确。相反,竹简给我的总体印象,毋宁更接近《礼记》及《荀子》。……就总体说,竹简重视外物对‘心’‘性’‘情’的作用,强调陶冶、教育的人为造作,分析、论述具体细密,而不是孟子那种模糊、笼统而神秘的‘扩而充之’‘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之类的说法。此外,竹简专注于‘人道’,‘知天’处于次要位置,……凡此种种,其基本倾向似更近荀而不近孟;更可能是当时派系分化尚不鲜明,只是处于某种差异中,因此不能判其属于某派某子”[19]。此外,还有学者反对将郭店竹简多数归于《子思子》,而是认为应将其看作类似于《礼记》的儒家总集。[20]

郭店竹简与《子思子》的关系似难以否定,即使最有怀疑精神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至少竹简中的几篇与《子思子》具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对于思孟学派而言,分歧的焦点可能就不仅仅是资料的问题,同时还是理解的问题。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一代一代学者的“六经注我”、借题发挥,使思孟学派被涂上各种色彩,显得班驳陆离、面貌杂驳,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何谓‘思孟学派’,特色为何”的疑问,应该说并不奇怪;同时,由于道统论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在讨论思孟学派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思、孟将等量齐观,而忽略了从子思到孟子乃是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既然是发展过程,其间自然有差别、有变化,当然也有统一;人们往往认为思孟学派突出、发展了孔子的仁,具有“内在性”的特点,却忽略了在儒学那里,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起初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所谓“内在性”和“外在性”本来也只是相对而言,就思孟学派来说,其“内在性”的一面也是逐步发展而来,一开始并不可能那么绝对、纯粹;人们往往用孟、荀的差别看待早期儒学的历史,总是要在儒学内部划分出泾渭分明的不同阵营,并由此产生非此即彼的无谓争论,而忽略了儒学内部的分化乃是逐步形成的,不同阵营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和渗透。我们认为在思孟学派研究中,历史的观念是十分重要的,要想揭开思孟学派的神秘面纱,还其本来面貌,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将思孟学派看作一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应以任何形式的“道统”论先入为主;同时我们坚信,思想、学说的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具有自身的规律,而不应是杂乱无序的。在儒学的发展中,思、孟因处于同一思想路线,因而前后相续,具有某种思想上的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是“具体中的同一”,只能在具体的历史中表现出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我们最为强调的。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对以下问题作出讨论,以期对思孟学派有一全面、客观同时是全新认识。

孔子的思想如何?他提出了怎样的问题?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孔子以后儒学的发展线索是什么?从这一线索出发,思孟学派处于何种地位?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具有哪些特点?

孔子到子思的中间环节是谁?是荀子所说的子游?还是孟子经常提到的曾子?抑或是他们二者?尤为重要的是,将曾子或子游与思孟看作一系,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因为曾子或子游与子思、孟子有“道统”的一脉传授?还是因为子思曾经从曾子或子游问学,有学术上的交流、讨论、启发、影响等等,而子思与他们的思想也具有某种一致性?

《大学》、《礼运》、《大戴礼》“曾子”十篇等传统文献的作者、成书如何?《大学》是否是如宋儒所言,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礼运》与子游氏之儒关系如何?其成书大致是在什么时间?《大戴礼》“曾子”十篇与《汉书·艺文志》儒家类的“《曾子》十八篇”是一种什么关系?它是否即是“十八篇”中的一部分?透过这些文献,我们能否对曾子、子游的思想有一新的认识?

竹简《性自命出》的作者和思想如何?它对于理解早期儒家心性论具有何种意义?竹简提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命题,与《中庸》“天命之谓性”形式相近,但所谈人性有所不同,有学者提出“后儒直到今天的现代新儒家对‘人性’和‘天命’的道德形而上学的阐释,似乎值得重新考虑”,那么,早期儒学是如何看待“性命”、“天道”问题,其道德形上学有何特点?具有哪些类型?

子思的作品有哪些?竹简中哪些可能与子思有关?判断的标准是什么?《五行》的内容如何?它是否即是思孟的五行说?《中庸》的成书又如何?根据新出土和传统文献,子思将会呈现出一幅怎样的思想面貌?其思想是否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还有,从子思到孟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他们思想具有哪些内在联系?又具有哪些差别?我们将思孟看作一系,真正根据是什么?

郭店竹简有大量“仁内义外”的论述,结合《墨子》、《管子》、《孟子》等文献,可以看到战国时期存在一个“仁内义外”思潮,那么,这一思潮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具体内容如何?与思孟学派是什么关系?孟子批判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又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

与早期儒家重“情”的思想特点相应,孟子的“四端”说似乎更应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么,它又是如何产生、提出的呢?在孟子思想中又居于何种地位?孟子对孔子的仁作了哪些发展?他的“仁义内在”说在思想史上具有何种地位?

郭店简中有大量谈“生”的文字,提示我们古代“生之谓性”的传统曾对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儒家人性论包括孟子性善论,均不应与这一传统对立起来,而应放在这一背景下进行重新考察。那么,从这一新的视角出发,我们将对儒家人性论将获得怎样新的认识?对思想史研究的范式又将带来怎样革命性的变化?

注释:

[1] 除《汉书·艺文志》外,《隋书·经籍志》也提到“《子思子》七卷”,但对这个“七卷”的内容有学者表示疑义,如宋濂《诸子考》说:“《子思子》七卷,亦后人啜辑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故暂不讨论。

[2] 《战国策·赵策》:“楼缓(对赵王)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之母乎?公甫文伯宦于鲁,病死,妇人为之自杀者二八。其母闻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者,(《新序·善谋》作“孔子”)贤者也。逐于鲁,是子不随。今死,而妇人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这位公甫文伯就曾作过孔子的弟子,后因孔子“逐于鲁”,又离开了孔子。

[3]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判的对象如它嚣与魏牟,陈仲与史鰌,墨翟与宋鈃,慎到与田骈,惠施与邓析等等,往往是由于其思想具有某种一致性,或同属于某一家,而并没有肯定它们就是一派,子思、孟轲的情况应该与此相同。

[4] 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14页,群益出版社民国三十五年版。

[5]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子思生卒考》及《孟子生年考》,第173~175页、第18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6] 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第60~64页。

[7] 黄怀信:《〈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第31~37页。由于《孔丛子》提到孔子十九代孙孔季彦之死,没有再下一代,可知其最后的编定者离孔季彦不远。黄氏推定为“东汉桓帝永康元年(167)至灵帝建宁元年(168)之间”。

[8] 王葆玹:《晚出的“子曰”及其与孔氏家学的关系》,《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论文会》,第927~931页,国际儒学联合会1999年10月编。

[9] 如《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司马贞索隐云:“王邵以‘人’为衍字,则以轲亲受业孔伋之门也。今言‘门人’者,乃受业于子思之弟子也。”反倒以后来的“宣传”修正历史的原貌。

[10] 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13~123页。

[11]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版。

[12] 参见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7月版。

[13] 赵光贤:《新五行说商榷》,《文史》第14辑,第341~346页;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第290~299页,人民出版社1983版。

[14]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第35~48页。

[15] 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第28~30页;又见《中国哲学》第20辑《郭店楚简研究》,第75~8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6] 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人民政协报》1998年6月8日;又见《中国哲学》第20辑《郭店楚简研究》,第13~1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7] 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56~61页。(又见《中国哲学》2000年第20辑,81~92页。)及《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儒学传统重新诠释论纲》,《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第13~4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

[18] 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第88~95页;又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22~35页。

[19] 李泽厚:《初读郭店竹简印象记要》,《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第8~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0] 陈来:《郭店简可称“荆门礼记”》,《人民政协报》1998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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