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象征性权力都来自于对权力的象征。象征性特征--在权杖（skeptron）的例证以及在对非法穿着制服者的制裁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是一种公开的表现，并且是委任代理和约的一种官方化：标志着法官职位和贵族身份的貂皮长袍和医生的大褂，表明了法官或医生是被认为具有正当理由（在集体的认同之下）宣称自己是法官或医生的，他的冒名顶替--从他外表表现出来的装扮来看--是合法的。能力，尤其是语言能力--医生们所讲的拉丁语或者是发言人的雄辩--从有权讲话并且通过讲话而行使权力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能力的表现。权威语言的各个方面，包括它的修辞、句法、词汇甚至是发音，都仅仅是为了强调其作者的权威以及他所要求获得的信任的。在这一方面，风格只是机制（mechanism）的一个元素，从帕斯卡式的（Pascalian） 意义上来说，语言通过这一机制，达到了生产和强加其自身重要性的表征的目标，并且达到了帮助确保其可信性的目标 。权威话语的象征有效性总是部分地依赖于言说者的语言能力的。当然，如果讲话者的权威没有被明确的授权，那么这一点就将更为正确。依此类推，象征性权力的实施与对话语形式（form）的注重是相伴的，在古代社会中诗人的例子已经充分证明，对话语形式的注重具有展现言说者的掌握能力，并且为其获取集团的认同的目标。 [这一逻辑在流行的挖苦技巧中也可以见到，它通过夸张的言谈和对仪式程序的有规则扭曲，产生了一种表达效果，即允许人"让人们同他一起嘲笑"]

这样，正如在陈述性的例子中与市场的关系界定了被接受的可能性，并且由此界定了话语的形式，在操作性言说的例子中，与可能性--由特定市场所提供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恰当性的条件。我们必须因此而断言，与所有明显的语言秩序的自治形式相反，所有的言语都是由市场生产也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并且正是市场决定了言语的存在及其最为具体的属性。 利 润 预 期

既然话语只能在其存在的形式中存在，只要它不单单是语法上正确的，并且最重要的，还具有社会可接受性，即能够被听到、被相信，并且在既定的生产和流通关系的状态中是有效的，那么依此类推，对于话语的科学分析，就必须要考虑到作为相关市场之特征的价格形成规律，或者换句话说，要考虑到界定了话语可接受性的社会条件（包括具体语言学的语法规则）。在现实中，所面对的接受条件是生产条件的一部分，而对市场裁决的预期，则有助于决定话语的生产。这一预期，与有意识地计算毫无相似之处，是语言惯习的一个方面，作为与特定市场规律延长的、初始关系的产物，它倾向于作为对可接受性的实践感觉和对自身语言生产的可能价值的实践感觉，以及其他语言生产在不同市场上的可能价值的实践感觉，而发挥作用 。正是这种对可接受性的感觉，而非其他形式的源自对象征性利润最大化的理智计算，鼓励人们在生产话语的过程中，把话语的可能价值考虑在内，从而决定了修正和其他形式的自我审查制度--个人通过接受使自己在社会中被接受这一事实，而对社会世界所做的让步。
由于语言符号也是商品，也注定了要被能够提供信用的权力（随其所在市场的不同规律而不同）给定一个价格，因此，语言生产不可避免地要受对市场裁决的预期的影响：所有动作性的表达--无论是朋友之间的言语交换，官方授权发言人的言辞或者是科学论文的学术话语--都以可接受条件为标志，并且其属性的一部分（即使从语法层次讲）要依存于这一事实，即，在对相关市场规律的预期的基础上，其作者经常不明智地、无意识地这样做，试图将其从实践--而实践，不可分割地，是为了交流而定位的，并且需要被估价--中可获得的象征性利润最大化。 这意味着市场决定了语言产品的价格和性质，因此也决定了它的客观价值；而对这一价格的实践性预期也有助于此；并且这还意味着与市场的实践关系（从容，羞怯，紧张，尴尬，沉默，等等）有助于确定市场裁决，因此也为部分地促使这种关系产生的裁决提供了一个明显合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