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相同语言惯习的生产随着市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并且所有对语言的观察都记录了一种话语，而这种话语是语言能力与语言调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场的联合产物。由于在语言调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场中，价格形成规律与学术市场的价格形成规律紧密相关，因此，在这一市场中紧张程度是非常之高的。要把所有可以解释记录中的这些差异的变量都详细地确定下来的所有努力，都有忽视调查环境本身的风险，而作为一个隐藏的变量，它无疑是不同变量所具有的不同权重的根源(a hidden variable which is doubtless the source of the differential weight of different variables)。那些希望打破语言的抽象性，试图建立对语言能力的社会因素进行考察的统计指标（用这种或那种发音学的、用词学的或者是语法学的指数）的尝试，只是走了一半路：他们事实上忘记了这一点，即在特殊市场环境中所衡量的不同因素--由询问本身所造成的--在不同的环境里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相对权重，因此重要的是确定决定能力的各不同因素--即那些决定了能力的解释权重是如何随着市场情况的不同而变化的因素--（这要求要发展适宜的实验项目）。

象征性资本：一种被认同的权力

如果我们把操作性言说看成是象征性支配--在所有语言交换中都会发生的--的影响的一个特例，那么关于操作性言说的问题将会显得更加清楚。语言的权力关系绝不能仅凭现存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予以界定。不同能动者的重要性还依赖于他们的象征性资本--即他们从集团中所获得的象征性资本--或曰依赖于认同（recognition），无论这种认同是否已经制度化了。象征性强制--这种巫术般的有效性既是命令又是通行密码，而且是要求得以实施的仪式话语或简单的命令，或者甚至是恐吓或侮辱--只有同社会条件相吻合时才能发挥作用，而社会条件与话语的严格语言逻辑是大相迥异的。哲学家的语言，若要获得它所宣称的重要性，就必须与社会条件相吻合，以确保他人对之（指哲学语言赋予自己的重要性）给予相应的认同 ；同等的，仪式交换的设立，就如同众多事物中的弥撒，以下面所述为前提条件：即所有社会条件都已经确立好，而这些社会条件正是为了确保已经在彼此内部取得一致的、合适的发出者与合适的接收者的语言生产获得应有的效果所必需的。理所当然，当能够确保这种认同关系再生产的机制，也就是作为权威基础的机制，停止运作时，宗教语言的象征有效性就将受到威胁。这一点在任何象征性强制的关系中都是正确的，即使在使用要求被听从、被相信并且被遵守的合法语言时，也是如此，只有在上面分析的所有保证了支配性语言及其合法性认同的顺利再生产的机制都有效时，它才能发挥其特殊的有效性。人们或者可以顺便注意到，任何由使用合法语言所获得的独特性利润的源泉，都取自社会世界的整体，以及赋予其结构的支配关系，尽管这一利润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似乎单单基于该人的个人品质。
奥斯汀关于操作性言说的记述并非仅仅局限于语言的范围。这些制度行为（acts of institution）的巫术般的有效性，是与制度的存在分不开的，而正是这种制度，界定了巫术话语发挥效力所必需的条件（关于参与者、时间或地点等等）。正如奥斯汀所分析的案例中所表明的，这些"恰当性条件"是社会条件，当某人希望恰当地(felicitously)进行为船舶命名或为人洗礼的仪式时，他必须是有资格（entitled）这样做的，这与发布命令时必须具有为命令接受者所认同的权威是相同的。确实，语言学家已经纷纷在奥斯汀对操作性的断断续续的定义中，发现了一个驳回奥斯汀所提问题的借口，并且以此试图忽视市场效果而回到狭义的语言学定义上来。他们正是通过在明确的操作性--即其自身就表征了某个动作的完成，因而是自我检验的表达--与含义更广泛地、意味着一个动作被完成所需要的陈述、而不仅仅是为了说些什么的操作性之间做出区分，或者更简单点说，在严格的语言行为（例如宣布一个会议开始了）与超语言行为（通过宣布会议开始来开始这一会议）之间做出区分来做到这一点的。通过这一方法，他们认为，自己反对任何分析操作性言说得以运作的社会条件的行为是正确的。因为奥斯汀所讨论的恰当条件只涉及超语言行为；只有为了有效地开始一个会议，才需要被授权这样做，而任何人都可以宣布会议开始，即使他的宣布是完全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