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民间投资萎靡，挤出效应明显
民间投资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随着政府投资的急剧扩张，民间投资渐呈疲态。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政府预算内投资分别增长１１．３２％，７１．９％和４０．７％，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８．８％，１３．９％和５．２％。虽然有大量的文章通过计量模型证明积极财政政策没有挤出效应（刘溶沧、马栓友，２００１），但民间投资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５］樊纲的研究证明中国经济在国有经济投入产出为负的大背景下，还能保持较好的增长，非国有经济作用居功至伟。因此，民间投资的衰退，会从根本上动摇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当前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投资难，二是筹资难。二十年的竞争使得传统产业接近平均利润率，而民间投资所从事的大部分是传统产业。因此，如何使投资转型，民间富裕资本如何找到出路，乃当务之急。在利润率颇高的电力、邮电、石油、汽车、金融等行业，民间资本很难进入。在政府垄断的背景下，上述行业的高利润是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的结果。多数群体社会福利受损的背后是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财富的集中又会提高外部竞争者进入的门槛。民间资本在实业投资没有较高回报保证时，"热钱"--部分资金投入股票市场，加剧了经济的泡沫化。大部分资金存入银行，又会造成过度储蓄的风险，在国有经济软约束和储蓄者硬约束的双重作用下，商业银行的实质破产又为经济的不稳定准备了条件。

从相反的角度讲，许多具有活力的小规模非国有企业在资金的筹集中同样遇到体制的障碍。资本市场的拒绝和国有银行的苛刻条件加上民间金融的"非法"身份，使得民间投资失去了提高竞争力、进而容纳就业、稳定社会的机会。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率逐年提高，如国有银行１９９７年５．０２％?１９９８年８．３５％，１９９９年８．５６％，而其他商业银行同期则分别为１５．５１％、１８．３１％和２１。９８％。［６］这表明银行的资金是充裕的，在保证国家借款之后，并没有将资金供应给急需资金的民间企业。

３．社会分配不公导致消费畸形，经济基础遭到破坏
八十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稍稍弱化了自１９５７年在城市实现国有化以后，城乡之间"二元社会"的等级制度，农村的消费水平有所上升。但自１９８５年城市改革开始后，农民的境遇又每况愈下，改革基本上脱离了农村。后来几次大量发行钞票导致的"经济过热"，在遭受高通货膨胀贬低币值，财富缩水的同时，二元结构导致的"工农业剪刀差"并没有缩小。据统计：占人口８０％的"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由改革开放之初，占有消费市场份额的６５％降到１９８５年的４２％，至今已降到３７％。正是农村原有的消费市场萎缩，才导致大陆国有企业传统产品积压、大量工业企业亏损，"李嘉图陷阱"现象形成。

和农民一样，消费水平的下降群体还包括城市中处于社会低层的工人。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收入约束，使其无力增加除温饱以外的消费。与此同时，政府的消费水平仍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比如为机关事业单位增发工资。

虽然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的各项贫富差距指标仍在安全线之内，但一些民间组织的局部、片面的小规模专业调查，估算结果与官方报告大相径庭。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在这方面也各执一词，不尽相同。技术的原因把一个国家应有的忧患意识和警戒系统，淹没在严峻的现实之外的信息混乱之中。近年某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一次严格的ＰＰＳ抽样，从入户调查问卷的数据作出的计算，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高低收入差之比?为０．４３４，同时按城乡家庭收入分组计算基尼系数为０．４４５。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正常的安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