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洛林文艺复兴”是发生在公元8世纪前后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也被称为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这个文化现象的出现，对欧洲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历史作用，同时也与当时的统治者查理大帝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
　　　　　　一
　　查理大帝是欧洲中世纪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作为欧洲封建社会初建时期的政治家，他不仅促进和巩固了西欧封建制度，而且在宗教文化政策上也有过很多建树。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宗教文化政策，给后代欧洲的文化风貌奠定了基础。
　　根据传记作家爱因哈德(Einhard)的描写，查理大帝大约生于742年，死于814年。他的晚年，仍然躯干伟壮，高约七尺，巨目炯炯，面赤色常常带着喜容，颇具胆略。他的私人生活虽然有不道德的地方，但恪守宗教礼节，对于传教和教会的学校，都具有深切的兴趣。“他虽然不能写作，但是懂得日耳曼语并且学着阅读拉丁文，他更十分羡慕别人的学问。总之，查理曼是一位伟大的组织者、行政者，真正的大政治家。”[1](P78-79)查理是于768年继他父亲矮子丕平之后承继大统的。在他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政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说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与巩固，查理大帝功不可没。
　　查理大帝一生最大的贡献一是武功；二是文治。先说武功。据史料记载，8世纪中叶，欧洲西北角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宫相矮子丕平得到教皇的支持，罢黜了有名无实的国王，成为加洛林王朝的第一代君主。到了丕平之子查理统治全部法兰克王国之后，他开始对外扩张。经过旷日持久的反复征战，帝国的版图扩大到与西罗马帝国相差无几的广阔疆域。查理在位47年，曾经进行了55次对外的扩张战争，强迫被征服的民族信奉基督教。当时他所采取的手段非常残忍。公元780年，他在颁布的《萨克森敕令》中规定，信奉异教和不洗礼者处死；制造阴谋反对基督教，杀死主教或教士者处死；不向教会交纳什一税者处以罚金[2](P35-39)。不仅如此，查理大帝为了扶植基督教教会势力的发展，还将大量的土地与财物捐献给了教会，并强迫信众向教会“捐献”土地、房屋、财物等东西。查理大帝在位时，巴黎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就已经拥有了987公顷的土地和2 788户依附农。而圣马丁修道院也拥有了81公顷的土地[3](P114)。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曾深刻指出：“有条件地把土地让给主教区和修道院的这一项惯例于墨洛温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但到了加洛林时代，它就成了一个有组织而又有系统的制度，这制度的精髓按性质和倾向，都是封建式的。”[4](P299)
　　为了得到教会势力的支持，查理大帝还积极向罗马教皇靠拢，并帮助教皇利奥三世复位。利奥三世复位后，为了对他报答，于800年为他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称号。他还大力建立教会制度，设立教区，教区亦是行政区。这样，就为君权和教权的合流在组织上建立起了有效机制。正是在这种措施下，到8世纪下半叶，查理帝国共设有二十一个大主教区；八千多个乡村教区。由于教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基督教的影响日盛。
　　再说文治。在他当政之时，基督教思想观念在高卢已经广泛传播，在教义、组织和制度方面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情形下，查理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具有重建封建制度所需要的一切。因为靠武力的征服只能扩大地盘，而精神和心理的征服才是长久的。因此，他大力推行基督教的思想文化统治。
　　查理大帝一生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对教会文化教育事业的鼓励和支持。他要通过对基督教思想的提倡和宗教教育的发展来统一民心，使基督教的传统与日耳曼民族的活力融为一体，使帝国同拜占庭、阿拉伯、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一样比肩而立。因此，他出台了一系列崭新的宗教思想文化政策。主要措施是以基督教思想的一统地位为核心，在基督教思想权威的统协下，大力兴办教育，倡导学术研究，鼓励收集古代文化典籍，支持改革旧有的拉丁文字。他的目标正如阿尔古因所描绘的那样，他要在法兰克建立一个新雅典。这个新雅典要比旧的时代的希腊的雅典更加迷人，更加辉煌。在查理大帝看来，这个新的雅典的文化内核必须是基督教学说。因为蓬勃发展的基督教的思想将超过古代希腊罗马学院派的智慧，能够给新的中世纪的“雅典”带来宗教的辉煌。

由此也可以说，在此时期，正是在查理大帝的努力下，欧洲的封建制度终于在行政组织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都初步确立起来了。查理大帝崇尚基督教的政治和宗教政策，给当时的西欧社会文化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了被后代的历史学家和宗教史学家们称之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历史文化勃兴时期。
　　　　　　二
　　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就时间的意义上而言，加洛林文艺复兴主要发生在欧洲8世纪下半叶的查理大帝统治时期和其后的一段历史发展阶段。“8世纪初的西欧，被日耳曼人武装迁徙搅动的社会动荡逐渐地尘埃落地，经历了查理?马特确立的采邑制、丕平建立的加洛林王朝以后，西欧开始向封建制度迈步。”[5](P3)发生在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可以说是一场适应巩固封建制度需要，奠定西欧统一的基督教文化基础的思想文化运动。在这次文艺复兴时期，取得了很多思想文化成果。其主要表现如下：
　　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标志之一是开始了基督教教义和宗教活动的初步规范工作。查理大帝在崇尚基督教一统地位的前提下，对基督教文化的规范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宗教文化范本的定型工作。他在位期间，制订了《加洛林书》，规定了罗马教义和宗教的基本仪式，从而使各处自发的对教义的解释和凌乱的宗教仪式得以定型。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利用王权的力量，指派阿尔古因组织人员在797—800年对当时收集到的各种《圣经》文本进行了校勘，统一了《圣经》文本并将其译成了拉丁文，从而成为后来天主教通用的定本。同时还授权阿尔古因对基督教的文献典籍(包括《本尼狄克院规》等)进行大规模的抄写和修订。还有些抄本主要是福音书、插图和绘画几乎都是表现基督及其使徒的形象。不仅如此，查理大帝统治时期，还模仿当时的拜占庭风格，建筑和修缮了很多精美的宫殿与教堂，因此，加洛林王朝的教堂大多是以拜占廷建筑为样本的“巴西利卡”式建筑。这些建筑，充分地体现和发展了罗马式的建筑艺术风格，开创了建筑史上罗马式艺术风格的时代。应该说，查理大帝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来做这些工作的，然而，也恰恰是他的这些努力，在中世纪欧洲这个历史上的“黑暗时代”里，为中世纪新的文化形态的形成，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标志之二是初步系统的宗教教育机构开始出现。由于查理对宗教教育事业热情关注，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因此在8世纪出现了粗糙的专门教育机构——宗教学校和收集人类已有知识和文献的机构——图书馆。787年，查理写给佛伦西亚地区的主教与修道院院长的谕令中，就要求每一座教堂和每一所修道 院都要设立学校和建立图书馆。
　　查理大帝建立学校目的是用拉丁文传授“七艺”，“以培养教士与俗人的读书、写作能力”[2](P42)。在哲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造就适宜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他不仅让教会学校召集依附人的子弟和自由民的子弟学习，而且要求乡村牧师免费教授穷孩子们学习。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查理从有学问、有知识的神职人员中选任教师，甚至从意大利和英格兰请来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教师。如在他自己亲自下令创办的宫廷学院中，就网罗了很多学者前来任教。其中比较著名的学者有学识渊博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教士、诺森伯里亚的学者阿尔古因；意大利比萨的副主教、语法学家、文学家佩特鲁斯和阿奎勒斯的保罗伊努斯；伦巴德的历史编纂学家保罗努斯和迪雅克努斯；西班牙主教、古典派学者西奥达尔；乌尔吉尔主教菲利克斯等以及后来撰写查理大帝传的艾因哈特等等。甚至一些有学问的妇女，也被网罗到其门下。例如，8世纪，包尼法修斯意欲在维尔茨堡附近建立陶伯比绍夫海姆修女院，写信给英国的修女，希望他们前来协助。后来，修女利奥巴协同30名同伴渡海而来。利奥巴是一名贵族家庭出身的女子，从小生活在修道院里，受过极好的古典文化方面的教育，能够用拉丁文写六音部诗行，学识非常出色。她很快被任命为陶伯比绍夫海姆修女院院长。她深得查理大帝妻子的赏识，查理大帝对她也非常尊敬，树她为当时妇女的典范。这些学者不仅在教育事业上功勋卓著，而且通过他们对宗教和古典文化典籍的研究整理，将各个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因素都融入到基督教文化中来了。查理大帝还非常注重教材的建设，在789年的敕令中，他下达命令：“每一主教教区和修道院，要注重诗篇、乐谱、赞歌、年与季的计算及文法等的教学，所用一切书籍要周密审定。”例如，“七艺”的课程就发展成为了较为完备的独特的欧洲课程体系。

为了保证学生的学习和研究，查理大帝还下令各个修道院和教堂建立图书馆，以收集基督教文献，并收集了一些古代希腊罗马的典籍文献，甚至包括收集整理了蛮族古代的传说和歌谣。他不仅要求宫廷抄写员认真收集和抄写拉丁文和希腊文手稿，更要求修士们研读它们。正是在他的授意下，一些濒于散失的古代文献得以保存下来。据史料记载，阿尔古因在主持圣马丁修道院时，就经过他的同意，从英格兰的约克搜获到一批手稿。而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著作《第五个十年》，也是在这个时期从英格兰被收集到另一个修道院(地处乌洛勒支的洛史修道院)，并在后来广泛影响到欧洲的。可以说，没有查理大帝的支持，就不会有知识和文化的积聚的图书馆出现——尽管这些所谓的图书馆非常简陋，藏书也不过几百册，但在8世纪的欧洲，仍然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创举。以至于西方学者克里斯托弗?道森认为，只有通过修道僧和修道院的图书馆，古典文化的典籍和著述才得以保存[6](P41)。
　　加洛林文艺复兴的第三个标志是改革拉丁文，学习新文字(甚至有人认为是最重要的标志)。查理大帝所主张建立的修道院的学校，不仅提供了学习基督教文化、古典文化以及拉丁文的场所，而且也鼓励人们对拉丁文进行了文字改革。7世纪以前，在法兰克的教会中尚没有法兰克血统的僧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耳曼人在文化方面的落后，他们既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也不会读写拉丁文。随着教会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扩大，社会的基督教化必然需要对基督教的教义进行解释和研究。要解释和研究首要条件是要学会阅读、书写拉丁文。这就决定着当时的人们要获得教会的神职，踏上仕途必须要掌握这门知识。没有文化，或者说不能读写拉丁文，使得很多人只能够成为低级教士。这样，学习读写拉丁文也就成为教士们的必修课，而古典拉丁文的弊端又成为了他们学习的最大障碍。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查理大帝下令对古典拉丁文进行改革。在阿尔古因及其学生弗雷吉兹的努力下，改革的结果是出现了用大写字母作为一个句子的开头，句子的结尾用句点结束。这种新的书写方式，改变了古典拉丁文句子与句子之间不分的书写习惯。同时，加洛林小楷书写体经过图尔向外延展扩散，形成了一种字体优美清晰的“加洛林字体”。这种字体整齐秀丽，简便易学，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影响极为巨大。有鉴于此，德国历史学家施奈德曾把这个时期称为“书写文化”的时代[7](P87)。他并且认为，这种文字改革的努力，不仅促进了教士们对基督教教义的学习研读，而且一些民间传说也用拉丁文整理记录保存下来。同样，拉丁文还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规范了各地区的民族语言，在今天的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中都有拉丁文的印记。
　　加洛林文艺复兴的第四个标志是形成了君主奖掖学习和研读的风气。在查理大帝的倡导和鼓励下，在当时神职人员中(仅仅是神职人员中)，学习拉丁文，研读宗教典籍和古代文献蔚然成风。查理大帝加冕之初就发现，当时的教士等神职人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举止粗鲁，习俗落后，在他看来，这是不利于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的。因此，他多次勉励教士、修士努力学习拉丁文，学习宗教文化知识，潜心进行学术研究。应该说，这在中世纪的粗鲁和暴烈的时代是极不寻常的，查理大帝能有这样开明的见识也是难能可贵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正是查理大帝开创了君主奖掖学习和学术研究的风气。他在给鲍格尔夫主教的信中就指出：“你们既是教会的战士，就应当名副其实，思想虔诚，谈吐文雅，行为端正，语言流利，不要忽略文字的学习，更应当用最谦虚的态度热烈钻研，以求能更容易地、更正确地探索圣经的奥秘。”[2](P40-41)在他的鼓励和要求下，很多教士僧侣进行哲学和文学研究，使宫廷学术气氛日趋活跃。特别要看到，查理大帝在鼓励当时的人们把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和文明发掘、整理、研究和保存下来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把当时思想情感、哲学概念融会其中。因此，是查理大帝促成了日耳曼文化同古典的和基督教文化间的第一次融合。

在此期间，宗教性的文学艺术也有了初步的发展。体裁大多是一些圣经故事、圣徒传以及用拉丁文写作的教诲诗、圣歌、赞美诗和传记等等，水平虽不高，但毕竟已经出现了中世纪宗教文学自己的作品。诚如威尔?杜兰所言：“在这个短暂的文艺复兴时期里，有许多人写诗”，但很多诗作是“不成熟的”。然而他又指出，在这些“不成熟的东西里面，狄奥多夫的诗是比较令人愉快的”。他还肯定了爱因哈德所写的关于查理大帝的传记等作品。
　　　　　　三
　　在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由于查理大帝的支持和文化政策的作用，出现了一些非常有名的思想文化上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出现，是同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
　　阿尔古因(Alcuin，735?—804)是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是当时的文化领袖。他生于英格兰的约克郡。781年，他遇见查理大帝，并受查理大帝之邀，来到法兰克，从此追随在查理大帝左右，成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主要组织者和代表人物。796年，他被任命为图尔的马丁修道院院长，该修道院后来成为了加洛林帝国的学术中心。据说，他极为重视和不遗余力地研究古典学术与圣经学说，一生曾主持收集整理了很多文献典籍，并按查理大帝的意愿编撰了《加洛林书》，还留下了三百余封拉丁文的书信以及主持了拉丁文字的改革工作。查理大帝对他也是爱惜有加，甚至亲自去阿尔古因主持的学校中听课。可以说，查理大帝的基督教文化思想和文化政策，无不深深地打着阿尔古因的印记。阿尔古因对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思想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不仅协助查理大帝制订了适应西欧封建社会发展的基督教文化政策，而且还把对古代文化肯定的态度嫁接到基督教文化之中了，因此后人认为正是他较为系统表现出了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原因在于，他把目光越过了罗马而盯住了希腊，并把希腊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精髓与基督教密切地融合在一起，使中世纪的基督教真正具有了西方的文化形态。例如，他推崇的“七艺”，即算术、几何、音乐、天文、文法、修辞和逻辑，就是希腊文化的结晶。但是，阿尔古因又不是古典文化的弘扬者，而是要将其进行改造后，使之成为为基督教服务的东西。具体来说，在阿尔古因的眼中，文法指的是拉丁文法；修辞专指宗教教义阐释和讲经布道的辩才；逻辑则指供神学论证和驳斥异端邪说的形式推理方法；算术用来解释《圣经》中的数字；几何成为根据《圣经》的思想来解释大地的工具；天文学用来推算宗教节日和按教会传统来构筑宇宙图式的手段；音乐更成为了以礼拜圣诗为内容艺术形式，乐曲被用于宗教仪式。这样，希腊的“七艺”经过阿尔古因的改造，成为了中世纪宗教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也可以说，“七艺”在阿尔古因眼中这一惟神学是尊的特殊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于它在希腊文化中的功能了。
　　然而，无论阿尔古因如何惟基督教是尊，他还是通过对古典文化的收集、整理、抄写、研读等努力，让缺少古典文化传统的日耳曼人，尤其是那些宗教人士，接触到了古代希腊的优秀文化。这在当时实际上起到了初步的保护和传承古代文化的历史作用。同样，他没有不由分说地对希腊罗马的文化进行全面的否定，而是改造和利用了它，并提出对待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崭新观念，这在当时那个“黑暗时代”里，也是难能可贵的。
　　拉巴努斯?莫鲁斯(Rhabanus Maurus，776—856)既是阿尔古因的学生，也是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宗教学者和修辞学家。他在阿尔古因死后接替老师主持修道院学校，845年前后被任命为美因茨地区主教。在主持修道院学校期间，他亦同老师一样，大力推行“七艺”教育，鼓励学生阅读和研究古典文献，并编写了内容丰富的教材供僧侣和修士们学习。他还写下了大量的赞美诗。莫鲁斯最主要的思想贡献如同他的老师一样也是在神学框架中倡导古代文化，为把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带进中世纪做出了努力。

如果说阿尔古因等是加洛林文艺复兴早期的伟大宗教文化学者，那么，约翰?斯克特?QD埃里金纳(John Scotus Eriugena，约810—880)就是加洛林文艺复兴最后的集大成式的代表人物。埃里金纳是爱尔兰人，早年在修道院接受教育，精通希腊文。845年，查理大帝的孙子，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请他出任宫廷学校校长。877年秃头查理死后，他回到英格兰。他的主要著作有851年写作的《论神的预定》和在865年前后写成的《自然的区分》等。但是，真正建立他作为伟大集大成式学者声誉的，则是他对《狄奥尼修书》的翻译。
　　《狄奥尼修书》原是希腊文，埃里金纳在858年奉秃头查理之命翻译这部著作时，同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论述了现实世界与天国神意的神秘联系，即和谐永恒的神意天国原型藉世俗的形象彰显自身，世界因此极似一种天国本体的隐喻和象征。把这个思想运用到艺术上，那么，在埃里金纳看来，它意味艺术作品虽然是物质客体，然而其本原在上帝。艺术观念的原型是上帝这个“逻各斯”，“逻各斯”下达到艺术家的灵魂，再由灵魂下达到物质。因此，在埃里金纳眼中，艺术同自然一样，其美在于神圣秩序的彰显。这样，在埃里金纳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的重心已经从古代希腊罗马所主张的艺术是对现实模仿的见解，转向了对神圣原型的模仿。古典艺术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真正融合在一起了。应该说，这样的看法，基本上是对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特征的总结，也基本上概括了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特征。
　　此外，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著名学者还有爱因哈德。他记述查理大帝行迹的传记作品《查理大帝传》，就当时的社会文化条件而言，水平还算较高。在这部传记作品中，他虽然在其中对查理大帝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其行文也呆板有余，活泼不足，但仍然是查理大帝时代最有价值的史传材料之一。
　　　　　　四
　　加洛林文艺复兴是与查理大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威尔?杜兰指出：“除了战争之外，查理是我们所知自哥特人狄奥多里以后欧洲最正直开明的君主。”[8](P655)这个文化现象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迪：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代里(例如，或民族形成之初、或国家奠定之时、或社会统一之际)，有一个或几个有权势的开明人物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他们的主观动机和行动目的如何，但只要他们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那么，他们的开明思想、开明政策和广阔胸襟，都会产生符合社会进步的结果。查理大帝如此，古罗马帝国的屋大维如此，中国古代的秦始皇也是如此。但也要看到，查理帝国的兴盛和加洛林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是靠查理大帝的个人素质和天才统治维持的，那么当他死后，加洛林文艺复兴和帝国的命运一样也就开始逐步走向衰落了。这也提示人们，一个新文化的建立和保持，又不是仅仅几个天才的权势人物的作用所维系得了的。
　　同样，加洛林文艺复兴也是与巩固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现实需要密不可分的。究其在欧洲文化史上的作用，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是西欧封建制度和查理王朝需要巩固的产物，是与其经济和政治的要求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建设。如果说，14世纪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的话，那么，8世纪出现在西欧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恰恰是要建立封建阶级的思想文化体系。在这个文化体系中，核心是基督教思想，是上帝万能论。但是，这个思想文化体系又是吸取了当时出现的各种文化因素并在基督教思想的统筹下建立起来的。应该说，欧洲的统一是首先发生在文化领域的，正是有了加洛林文艺复兴运动，构成欧洲文明的各种成分——例如古典的、基督教的、日耳曼的文化成分，才在一定的程度上第一次被基督教思想综合起来。所以，这个时期建立的基督教文化形态，已经不是基督教兴起之初即公元1世纪前后的原初时期的宗教形态了，而是基督教的中世纪化和基督教文化的西方化初步形成时期的形态。

第二，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另一个作用是奠定了中世纪欧洲各种文化融合的基础，并为12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做了古典文化典籍收集、宗教文化典籍的初步整理、宗教文化学术人才的初步培养以及拉丁文字定型方面的各种准备。可以说，如果没有查理大帝的支持和扶植的文化政策，就不会有这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而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性的文化准备工作，也就不会有12世纪以“经院哲学”为特征的基督教思想文化体系的大规模的出现。同样，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收集、整理古典文献和基督教文献的活动，还带来了崇尚文化、崇尚学术研究的新风气，这在中世纪初期的西欧“蛮族”社会的黑暗沉寂中，给人们以一抹辉煌的文化亮色。尽管中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更多地是对被毁坏文化的初步恢复，并且这种恢复又局限在宗教僧侣的狭小圈子中，而且还是为基督教所利用，但是，不可否认，它的出现，让中世纪刚刚脱离开原始文化脐带的日耳曼等“蛮族”感受到了人类古典文化的光芒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了欧洲文化的生命。对此，马文?佩里写到：“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的确完全改变了成为中世纪初绝大部分时期之特征的文化衰退的进程。知识永远不会再跌落到罗马衰落之后的那几个世纪的低下水平。”[9](P272)
　　第三，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基础上还初步形成了中世纪学术研究的传统。什么是中世纪西欧学术研究的传统呢?笔者认为，中世纪西欧学术研究传统内涵之一是假“基督”之名而行来研究各种学问，探索未知世界。这样的传统虽然是为建立基督教的统治地位服务的，然而也决定着这种研究在为宗教服务的同时，逐渐在这样的研究中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等知识系统和文化体系的萌芽。甚至在14世纪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中，这个传统也是一直存在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达?芬奇等人一直用宗教题材来宣扬人文主义思想和科学知识的原因了)。欧洲中世纪学术传统的内涵之二是当他们把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古代希腊思想，特别是柏拉图的哲学中的“理式”和基督教中的“上帝”合为一体，成了现实世界的“本体”——这其实是要在现象世界中寻找真实本体世界、在经验世界中寻找理念世界的思维模式的反映，从而成为西方文化中“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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