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两者的关系之前，先要说明一下佛教指的是什么，中国文学指的是什么。
佛教是外来的，与中国的本土思想距离相当远。举其大者说，对于世间生活，中国的本土思想是“顺”，佛教是“逆”（至少就理论说是这样）。“顺”是承认常识的评价，如生比死好，乐比苦好，现世的荣华值得重视，等等。佛教则相反，是不承认常识的评价，总的精神是出世，抛弃现世的快乐、荣誉等，而追求现世以外的所谓涅槃境界。
照理说，这样的异教思想应该很难渗入中国人的头脑，而与本土思想和平共处。事实却不然。原因很多。一是社会混乱，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经常颠连困苦。不管佛教的修持方法怎样艰难而生僻，它总是救苦之道（虽然是幻想的），俗语说，得病乱投医，病重而难治，当然会有人到佛门去求医。二是佛教的出世思想与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有相通之处，都推重少思寡欲，清静无为。其结果是不少读书人、士大夫成为佛教的赞助者。三是佛教的教义能予人以更大的利益，满足更奢的愿望。《世说新语·排调》篇记何次道的故事正好说明这种情况：“何次道往瓦官寺，礼拜甚勤。阮思旷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成佛比作大官更好，就难怪很多上层人也成为信徒了。四是佛教本身有世俗的一面，这委婉一点说是相机施教，率直一点说是投其所好。举例说，对于所谓愚夫愚妇，宣传念几句“观世音菩萨”就可以避灾得福，念几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净土，这就道理说虽然近于可笑，但就效果说却大有可取，因为是用小钩劣饵钓了大鱼。此外也许还有别的原因，这且不管，总之是，由东汉起，时间不很长，到南北朝，佛教就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形式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教义方面看，佛教传入中国，不只扎了根，而且发扬光大，结了不少原产地所没有的果实，这就是佛教史中常常提到的十宗或十三宗。在印度，教义本来也并非一统，如乘有小大，论有空有；只是到了中国，尤其隋唐时代，理论才越辨越细，分歧才越来越多。说起分歧，不同的宗派，修持的方法有别，理论根据有别，这且不说；就是同一宗派，如三论宗，对于某一教义，不同的论师会有不同的解释，至于禅宗有南顿北渐之
分，更是大家都熟悉的事实。这样，本书所谓佛教，是指包涵什么内容的佛教呢？显然，泛泛地称佛教，我们不能追求得那么细，也用不着追求得那么细，因为一般人所信奉的是佛教的概括的主张，即对世间和人生怎么看，看到的种种问题要怎么处理；而在这方面，各宗派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这基本一致的教义是概括的，通行于世俗的。因为通行于世俗，所以有强大的渗入中国文化的力量，在社会的各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本书所谓佛教，指的就是这样的佛教。
其次要说明一下，中国文学指的是什么。先说文学，“五四”以来，有人从西方的习惯，只承认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是文学作品，这文学的定义是比较狭的。按照这个定义，《论语》《孟子》之类不能算文学作品，因为是议论文；《左传》《史记》之类也不能算，因为是记人记事文。可是中国人写文学史，照例也介绍《论》《孟》和《左传》《史记》。这样做，定义是比较宽的。从宽，是不是可以把四部中的“集”部
都包括到文学里去呢？如果真这样，我们就得承认韩愈《原道》、柳宗元《封建论》之类也是文学作品，这好像又有点不习惯。解决的办法是先有个原则或标准。似乎可以这样规定：
凡是内容带有抒情性质，表达方面文辞求美，而写出来能够形象生动并有情趣的，算；反之不算。按照这个标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外的不少文章，从读者方面看能够移情的，就不至受到排挤了。自然，是与不是之间还有划界问题，个别篇目难免还有左右为难的情况，这我们可以采用大德不逾闲的原则，放过不问。
再说中国。佛教是外来的，传入中国，随着教义还带来不少零碎，其中有些是文学作品，如变文，这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中国”的？本书也采用宽的态度，凡是用汉字写的或用汉语表达的都算。
佛教的意义定了，中国文学的意义定了，然后梳理一下受佛教影响的文学作品，将它们分分类，排个次序，进行介绍。关于分类，本书从俗，还是称有些作品为“正统文学”，有些为“俗文学”。这里说明一下，这样说，只是为了头绪简明，读时方便，并没有轻视所谓俗文学中各种体裁的意思。
又，中国文学作品，数量庞大；受佛教影响的文学作品，为数也相当多。遍举，几乎不可能，似也无此必要。例如白居易和苏轼，如果把他们的带有佛教色彩的所有作品都举出来，大概要印成不薄的一本书。因此，本书介绍某种体裁，只是举一点点例，以期用不多的篇幅，以管窥豹而能见一斑。
作者学力有限，见闻不广，书中难免有不少缺漏和错误，统希读者多予指正。
第一章 汉译的佛典文学
佛教创始于印度，经过西域传入中国，如果想发扬光大，使大多数人能够信受奉行，就必须使教义得到广泛的传播，深入群众。可是宣扬教义的佛教经典是用梵文或其他外国语言记录的，为了中国人民能够通晓，就必须翻译成中文。佛典翻译是个非常艰巨的工作。一则佛典是佛所说或者诸菩萨所解说，翻译时必须严肃审慎；二则佛典的数量过大，不是少数人短期间内所能完成；三则两种思想体系、两种语言各有各的传统，各有各的特点，以此译彼很难恰如其分①。
在佛典的翻译方面，汉魏以来的许多教内大师（其中有不少是西方来的）耗费了非凡的精力，取得辉煌的成就。这中间也是经过发展变化的：起初是个人译，没有什么组织，渐渐发展为规模广大、组织严密的译场；起初是零篇断简，逐渐发展为译几百卷一部的全经；起初是偏重求达，常常不切原意，逐渐发展为求信，要求毫厘不爽。就这样，由东汉末期到唐朝中期的七百年间，佛典中的经律论三藏，已经有很多很多译成中文了。
①慧皎《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责，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须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汉译的佛典是宣扬佛教教义的，基本上是哲学著作。但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同文学有密切的关系：（1）译文创造了独特的风格；（2）佛典中有很多优美的文学作品。
一、译文创造了独特的风格
汉魏时期，一般文人用来表情达意的文字，是后人所称道的秦汉的古文。魏晋以后，散体的古文逐渐趋向于骈俪，语句要求整齐对称，音节要求平仄协调，字面要求秾丽绚烂。不管是古文还是骈体，都是文人习用的中国本土的雅语。
外文的佛典翻译为中文，不得不受三方面条件的限制。一方面，外文有外文的词汇、语法上的特点，为了忠实于原文，不能不保留一些异于中文的风格①。另一方面，佛典译为中文，要求多数人能够理解，这就不能不通俗，因而不宜于完全用典雅的古文或藻丽的骈体写。还有一方面，佛教教义是外来的，想取得上层人士的重视，译文就不能过于俚俗，因而又要适当地采用当时雅语的表达方式。这样，佛典翻译就逐渐创造出一种雅俗之间的调和中外的平实简练的特殊风格。
①梁启超《佛典之翻译》：“盖东晋南北朝文体，正所谓‘八代之衰’，靡藻淫声，令人欲哕，以此译书，何能达旨！安公瘏口匡救，良非得已。故其所监译之书，自谓‘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鞞婆沙序）究其旨趣，殆归直译矣。”（《佛学研究十八篇》下册）
下面举几位译经大师的译文为例。
1．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佛告诸比丘：“听吾说诸法本。”对曰：“唯然。”世尊曰：“若有外道异学有来问者，何谓法本，当答言，欲为诸法本。何谓习，更为习。何为同趣，痛为同趣。何谓致有，念为致有。何谓明道，思惟为明道。何谓第一，三昧为第一。何谓最上，智慧为最上。何谓牢固，解脱为牢固。何谓毕竟，泥洹为毕竟。如是诸比丘，欲为诸法本，更为诸法习，痛为诸法同趣，念为诸法致有，思惟为诸法明道，三昧为诸法第一，智慧为诸法最上，解脱为诸法牢固，泥洹为诸法毕竟。”
（支谦译《佛说诸法本经》）
2．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阴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弗！色空故，无恼坏相；受空故，无受相；想空故，无知相；行空故，无作相；识空故，无觉相。何以故？舍利弗！非色异空，非空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弗！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法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萨依般若波罗蜜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一切颠倒梦想苦恼，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密是大明咒，是无上明咒，是无等等明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鸠摩罗什译《大明咒经》）
3．尔时世尊说是颂已，于众会中有无量百千众生，曾误闻法，谬生空解，拨无因果，断灭善根，往诸恶趣，闻说此经，还得正见。即从座起，顶礼佛足，于世尊前，深生惭愧，至诚忏悔，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等本在声闻乘中曾种善根，未能成熟声闻乘器；后复遇闻独觉乘法，迷惑不了，便生空见，拨无因果，由是因缘，造身语意无量罪业，往诸恶趣。我等今者于世尊前闻说此经，还得正见，深心惭愧，发露忏悔，不敢复藏，愿悉除灭，从今已往，永不复作，防护当来所有罪障。唯愿世尊哀愍摄受，令我等罪皆悉销灭，于当来世永不更造。唯愿世尊哀愍济拔我等当来恶趣苦报。我等今者还愿受行先所修集声闻乘行，唯愿世尊哀愍教授。”世尊告曰；“善做！善哉！汝等乃能如是惭愧，发露忏悔。于我法中有二种人名无所犯：一者禀性专精，本来不犯；二者犯已惭愧，发露忏悔。此二种人，于我法中名为勇健得清净者。”于是世尊随其所乐，方便为说四圣谛法。（玄奘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
上面所引三段译文代表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的外来气重，以后本土气增加一些。但就是唐代的译文，我们也很容易觉察出来，这是本国文章以外的新风格。它的缺点是不怎么流利，但简练、朴实、通俗，因而使人感到恳切，这就表达方式说是值得注意的。
二、佛典译文的文学成就
上面说过，佛典是宣扬佛教教义的，基本上是哲学著作。但是同一般的哲学著作相比，佛典有个重要的特点，是含有浓厚的文学成分。以下从四个方面举例说说这种情况。
（一）说理
例如：
1．住昔之世，有富愚人，痴无所知。到余富家，见三重楼，高广严丽，轩敞疏朗，心生渴仰，即作是念：
“我有财钱，不减于彼，云何顷来而不造作如是之楼？”即唤木匠而问言曰：“解作彼家端正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即便语言：“今可为我造楼如彼。”是时木匠即经地垒墼作楼。愚人见其垒墼作舍，犹怀疑惑，不能了知，而问之言：“欲求何等？”木匠答言：“作三重屋。”愚人复言：“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为我作最上屋。”木匠答言：“无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一之屋？不造第二，云何
得造第三重屋？”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为我作最上者。”时人闻已，便生怪笑，咸作此言：“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譬如世尊四辈弟子，不能精勤修敬三宝，懒惰懈怠，欲求道果，而作是言：“我今不用余下三果，唯求得彼阿罗汉果。”亦为时人之所嗤笑，如彼愚者无有异。（求那毗地译《百喻经·三重楼喻》）
2．问曰：“檀有何等利益故，菩萨住般若波罗蜜中，檀波罗蜜具足满？”答曰：“檀有种种利益。檀为宝藏，常随逐人。檀为破苦，能与人乐。檀为善御，开示天道。檀为善符，摄诸善人。檀为安隐，临命终时，心不怖畏。檀为慈相，能济一切。檀为集乐，能破苦贼。檀为大将，能伏悭敌。檀为妙果，天人所爱。檀为净道，贤圣所游。檀为积善福德之门。檀为立事聚众之缘。檀为善行受果之种。檀为福业善人之相。檀破贫
穷，断三恶道。檀能全获福乐之果。檀为涅槃之初缘，入善人聚中之要法，称誉赞叹之渊府，入众无难之功德，心不悔恨之窟宅，善法道行之根本，种种欢乐之林薮，富贵安隐之福田，得道涅槃之津梁，圣人大士知者之所行，余人俭德寡识之所效。复次，譬如失火之家，黠慧之人明识形势，及火未至，急出财物，舍虽烧尽，财物悉在，更修室宅。好施之人亦复如是，知身危脆，财物无常，修福及时，如火中出物，后世受乐。亦如彼人更修宅业，福庆自慰。愚惑之人但知惜屋，匆匆营救，狂愚失智，不量火势，猛风绝焰，土石为焦，翕响之间，荡然夷灭，屋既不救，财物亦尽，饥寒冻饿，忧苦毕世。悭惜之人亦复如是，不知身命无常，须臾叵保，而更聚敛，守护爱惜，死至无期，忽焉逝没，形与土木同流，财与委物俱弃。亦如愚人，忧苦失计。”（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十一）
以上引的两段文章都是阐明道理的。阐明抽象的道理，文字要求谨严、深刻，逻辑性强，这就容易枯燥、板滞，缺少趣味。佛典宣扬佛教教义，同一般的议论文有很大的差别，道理虽然是深奥的，玄远的，却常常写得深入浅出，亲切生动，能够引人入胜。上面引的两段文章，虽然都是用严肃的态度阐明切实重要的道理，却写得文字优美，形象生动。所以能够这样，主要是因为用了文学作品的写作手法。例如两段里都用了比喻，使抽象的道理蕴含在具体的事物之中；比喻里写到人，常常利用描绘，利用对话，显示出音容笑貌；还适当地运用修辞技巧，尤其是选自《大智度论》的一段，述说布施的功德，连续使用排比，读起来显得绚丽、匀称，很有中国辞赋的意味。
（二）叙事
例如：
1．尔时长者维摩诘自念寝疾于床，世尊大慈，宁不垂愍？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诣维摩诘问疾。”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大目犍连：“汝行诣维摩诘问疾。”目犍连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大迦叶：“汝行诣维摩诘问疾。”迦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须菩提：“汝行诣维摩诘问疾。”须菩提白佛言：“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富楼那弥多罗尼子：“汝行诣维摩诘问疾。”富楼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摩诃迦旃延：“汝行诣维摩诘问疾。”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阿那律：“汝行诣维摩诘问疾。”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优波离：“汝行诣维摩诘问疾。”优波离白佛言：“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罗喉罗：“汝行诣维摩诘问疾。”罗喉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阿难：“汝行诣维摩诘问疾。”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时，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我即持钵诣大婆罗门家门下立。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阿难！何为晨朝持钵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维摩诘言：‘止，止，阿难！莫作是语。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会，当有何疾？当有何恼？默往，阿难！勿谤如来，莫使异人闻此粗言，无令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语。阿难！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岂况如来无量福会普胜者哉！行矣，阿难！勿使我等受斯耻也。外道梵志若闻此语，当作是念：“何名为师？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诸疾人？”可密速去，勿使人闻。当知，阿难！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为世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堕诸数。如此之身，当有何疾？’时我，世尊！实怀惭愧，得无近佛而谬听耶？即闻空中声曰：‘阿难！如居士言，但为佛出五浊恶世，现行斯法，度脱众生。行矣，阿难！取乳勿惭。’世尊！维摩诘智慧辩才为若此也，是故不任诣彼
问疾。”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说其本缘，称述维摩诘所言，皆曰不任诣彼问疾。
（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
2．佛告阿难：“世间帝王有百千音乐，自转轮圣王乃至第六天上，妓乐音声，展转相胜千亿万倍，第六天上万种乐音，不如无量寿国诸七宝树一种音声千亿倍也。亦有自然万种妓乐。又其乐声无非法音，清畅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其讲堂精舍，宫殿楼观，皆七宝庄严，自然化成，复以真珠明月摩尼众宝以为交络，覆盖其上。内外左右有诸浴池，或十由旬，或二十三十，乃至百千由旬。纵广深浅，皆各一等。八功德水，湛然盈满，清净香洁，味如甘露。黄金池者，底白银沙。白银池者，底黄金沙。水精池者，底瑠璃沙。瑠璃池者，底水精沙。珊瑚池者，底琥珀沙。琥珀池者，底珊瑚沙。砗磲池者，底玛瑙沙。玛瑙池者，底砗磲沙。白玉池者，底紫金沙。紫金池者，底白玉沙。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其池岸上有旃檀树，华叶垂布，香气普熏。天优钵罗华，钵昙摩华，拘牟头华，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彼诸菩萨及声闻众，若入宝池，意欲令水没足，水即没足；欲今至膝，即至于膝；欲令至腰，水即至腰；欲今至颈，水即至颈：欲令灌身，自然灌身；欲令还复，水辄还复。调和冷暖，自然随意。开神悦体，荡除心垢。清明澄洁，净若无形。宝沙映彻，无深不照。微澜回流，转相灌注。安详徐逝，不迟不疾。波扬无量，自然妙声，随其所应，莫不闻者。（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卷上）
佛典宣扬佛教教义，最常用记事的文体。道理由具体的人解说，就显得切实易解。与一般的记事文相比，佛典叙事有它独特的风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形象生动。
写人，着重描画他的音容笑貌，写物，着重描画它的形态构造，常常是精雕细琢，以求形象逼真。其二是想象奇妙。佛典最喜欢创造稀奇的境界，也最善于创造稀奇的境界。在这方面，佛典想象力的丰富是惊人的，它自由自在地驰骋，引导读者走入幻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优美的，富丽的，新奇的，而且是富于变化的，在这样的世界里遨游，会感到天外有天。其三是情节曲折。佛典叙事，内容常常是繁衍复沓的，曲折多变的，这样就有情趣，有波澜，故事性强，能够引人入胜。以上这些特点使佛典的叙事文字富于文学意味，如上面引的两段文章就是这样。
（三）故事
例如：
1．昔有婆罗门，其妇少壮，姿容艳美，欲情深重，志存淫荡。以有姑在，不得遂意，密作奸谋，欲伤害姑。诈为孝养，以惑夫意，朝夕恪勤，供给无乏。其夫欢喜，谓其妇言：“尔今供给，得为孝妇，我母投老，得尔之力。”妇答夫言：“今我世供，资养无几，若得天供，是为愿足。
颇有妙法，可生天不？”夫答妇言：“婆罗门法，投岩赴火，五然炙身，得如是事，便得生天。”妇答夫言：“若有是法，姑可生天，受自然供，何必孜孜，受世供养。”作是语已，夫信其言，便于野田作大火坑，多积薪柴，极令然炽。乃于坑上而设大会，扶将老母，招集亲党婆罗门众，尽诣会所，鼓乐弦歌，尽欢竟日。宾客既散，独共母住。夫妇将母，诣火坑所，推母投坑，不顾而走。时火坑中有一小隥，母堕隥上，竟不堕火。
母寻出坑，日已逼暗，按来时迹，欲还向家。路经丛林，所在阴黑，畏惧虎狼，罗刹鬼等，攀上卑树，以避所畏。会值贼人，多偷财宝，群党相随，在树下息。老母畏惧，怖不敢动，不能自制，于树上咳。贼闻咳声，谓是恶鬼，舍弃财物，各皆散走。既至天明，老母泰然，无所畏惧，便即下树，选取财宝。香璎珠玑，金钏耳珰，真奇杂物，满负向家。夫妇见母，愕然惊惧，谓是起尸鬼，不敢来近。母即语言：
“我死生天，多获财宝。”而语妇言：“香璎珠玑，金钏耳铛，是汝父母姑姨姊妹用来与汝，由吾老弱，不能多负，语汝使来，恣意当与。”妇闻姑语，欣然欢喜，求如姑法，投身火坑，而白夫言：“老姑今者，缘投火坑，得此财宝，由其力弱，不能多负，若我去者，必定多得。”夫如其言，为作火坑。投身燋烂，于即永没。（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十）
2．阎浮提中有大国王，名曰尸毗，所都之城号提婆底。地唯沃壤，人多丰乐。统领八万四千小国，后妃彩女其数二万，太子五百，臣佐一万。王蕴慈行，仁恕和平，爱念庶民，犹如赤子。是时三十三天帝释天主，五衰相貌，虑将退堕。彼有近臣毗首天子见是事已，白天主言：“何故尊仪忽有愁色？”帝释谓言：“吾将逝矣！思念世间佛法已灭，诸大菩萨不复出现，我心不知何所归趋。”时毗首天复白天主：“今阎浮提有尸毗
王，老固精进，乐求佛道，当往归投，必脱是难。”天帝闻已，审为实不，“若是菩萨，今当试之。”乃遣毗首变为一鸽，“我化作鹰，逐至王所，求彼救护，可验其诚。”毗首白言：
“今于菩萨，正应供养，不宜加苦，无以难事而逼恼也。”
时天帝释而说偈曰：
我本非恶意，如火试真金。
以此验菩萨，知为真实不。
说是偈已，毗首天子化为一鸽，帝释作鹰，急逐于后，将为搏取。鸽甚惶怖，飞王腋下，求藏避处。鹰立王前，乃作人语：“今此鸽者，是我之食；我甚饥急，愿王见还。”王曰：“吾本誓愿当度一切，鸽来依投，终不与汝。”鹰言：“大王今者爱念一切，若断我食，命亦不济。”王曰：“若与余肉，汝能食不？”鹰言：“唯新血肉，我乃食之。”王自念言：“害一救一，于理不然。唯以我身，可能代彼；其余有命，皆自保存。”即取利刀，自割股肉，持此肉与鹰，贸此鸽命。鹰言：“王为施主，今以身肉代于鸽者，可称令足。”王敕取称，两头施盘，挂钧中央，使其均等。鸽之与肉，各置一处。股肉割尽，鸽身尚低。以至臂胁身肉都无，比其鸽形，轻犹未等。王自举身，欲上称盘，力不相接，失足堕地。闷绝无觉，良久乃稣。以勇猛力，自责其心。……尔时大王作是念已，自强起立，置身盘上，心生喜足，得未曾有。……天帝复言：“王今此身，痛澈骨髓，宁有悔不？”王曰：“弗也。”“我观汝身，其大艰苦，自云无悔，以何表明？”
王乃誓言曰：“我从心，迄至于此，无有少悔，如毛发许。若我所求，决定成佛，真实不虚，得如愿者，令吾肢体即当平复。”作是誓已，顷得如故。诸天世人，赞言希有，欢喜踊跃，不能自胜。（绍德慧询等译《菩萨本生鬘论》卷一）
佛典常常利用故事来阐明佛教教义。为了使道理浅近易解，深入人心，讲说的故事常常篇幅比较长，其中有形象生动的人物，有新颖曲折的情节，有奇妙的想象和瑰丽的描写，因而成为有独立价值的文学作品。上面引的两则故事，前者写恶人受恶报，于质朴的叙述中含有浓厚的讽刺意味；后者写普度众生的菩萨行，至于“身肉都无”，使人惊心动魄，都有很强的感染力。
（四）韵文
例如：
1．我见世间人，贪爱而积聚，因财故得难，转增于诸欲。王主领国邑，广阔极海边，如是尚无厌，而复代他国。世间诸众生，由贪爱故灭，忧恼生悲泣，呜呼何速灭！如人聚财宝，反为火所烧，众生亦随业，所作而受报。财富不延命，亦复不免老，贫富者皆灭，尊幼悉无常。病不择勇健，亦不择尊幼，皆由贪爱故，是不免无常。譬如人窃盗，返为自损伤，如是见世间，自造诸恶因。如果熟自落，老少坏亦然，欢悦意作业，苦恼而受报。时世愚痴人，作业不自觉，或生于他世，因憎爱得苦。胎中若命尽，何人能救护？设复亲知友，命尽何能救！欲能坏能缚，生苦增诸怖，见世间幻法，是故我出家。（法贤译《佛说护国经》）
2．佛适舍寿行，地六返震动。空中有大炬，如劫尽烧火。四方有大火，犹如阿修罗，烧天林树泽，名曰爱尽乐。暴雨震其尘，电光如吐焰，普世如大火，雷震甚可畏。卒暴尘雾风，折树崩山岩，犹如劫尽风，所摧伤无限。白日无精光，星月暗不明，日月惧失光，譬如泥所涂。日月虽俱照，黤黮不精明，莫能识东西，昼夜不可知。世间冥所复，江河皆逆流。佛坐侧双林，忧感华零落。江河水皆热，犹如沸釜汤。双林为之萎，屈复世尊身。五头大龙王，悲痛身放缓，或闷热视佛，啼哭眼皆赤。……爱重法天神，悲感塞虚空，普为忧所复，周慞大哀动。杂类之大声，遍满于世间。魔已得其愿，及恶兵属喜，舞调雷震鼓，种种放洪声。大叫传令言：“吾主强敌亡，自今谁复能，越其境界者？”佛德树崩塑，如大象牙析，如高山岩摧，如大牛角脱。佛今舍身寿，世间诸天人，无所复归仰，失恃怙如是。如虚空无日，如国无仓藏，如华池被霜，众华皆摧伤。世尊舍躯命，寂潜于泥洹，一切有形类，莫不失精荣。（宝云译《佛本行经·大灭品》）
佛典叙事说理，常常采用诗歌的形式。通常是在散文的叙述之间或之后，加说一个有韵的“偈”，来概括大意，显示要点。如上面引的前一例，句法整齐，声音协调，内容精炼，虽然是说理，却有相当大的感染力量。也有通篇采用诗歌的形式的。如上面引的后一例，全篇是一首兼用四言、五言、七言的长叙事诗，无论就篇幅说还是就内容的奇伟、描写的绚丽说，都富有文学意味。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可以知道，在中国文学史上，佛典翻译同样是一件大事。它使中国文学的宝库中增加了大量的财富，它还使魏晋以后的文学作品受到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章 佛教与中国正统文学
魏晋以后，佛教在中国成为势力最大的宗教，不少文人同佛教有密切的关系①，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中含有浓厚的佛教成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它自然也要受到佛教的影响。关于佛教在中国正统文学中所起的作用，要精确地估计是困难的。一个原因是，佛教教义经过长期的宣扬、传播，其中一部分已经同中国的传统思想融合到一起，成为影响人民生活的心理力量。这种力量的表现可以是显露的，也可以是含蓄的；可以是强烈的，也可以是细微的。如果是含蓄的或细微的，那就比较难于辨认。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正统文学，从魏晋算起，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其中包括无数的作家，不同的文体，要将这些巨细不遗地指出来是做不到的。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对于中国的正统文学，佛教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持久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仔细分析，许多表面看来与佛教无关的作品，其实是长期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文化的产物。在这方面，内容是丰富的，情况是复杂的，这里只能择要介绍一下梗概。以下分作三部分谈：一、诗，二、文，三、诗文评。
①其中有的是出了家的，如东晋的慧远、唐朝的皎然等；有的是深信佛法的，如南朝的谢灵运、唐朝的王维等；有的是同出家人有深厚交谊的，如东晋的孙绰、宋朝的苏轼等。韩愈以儒家的正统自居，大声疾呼地辟佛，传说他也曾参谒大颠。
一、诗
对于中国诗歌，佛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的格律，二是诗的语言，
三是诗的内容。
（一）诗的格律
从体裁方面看，中国旧诗可以分作两大类：一类是古体诗，一类是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古体和近体的分别，主要表现在格律的自由和严格上：古体比较自由；近体正好相反，除了句子的长短和多少，押韵有一定的规矩以外，在声音的平仄方面还要受严格的限制①。近体诗讲究平仄协调，同中国语言文字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字是方块的，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加以字音有声调的不同，所以易于讲求对偶，讲求
平仄协调。但是声律学说在南朝齐梁之际兴起，因而促成近体诗的迅速形成和发展，却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中国在南北朝以前，文人写作，也重视声音和谐，但只是“始判清浊，才分宫羽”②。有关声律的比较细密的理论，是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谢朓等提出来的。《南史·陆厥传》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微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①扼要地说，就是上句（单数句）和下句（双数句）中对称的字，声调要平（平声）仄（上声、去声、入声）不同，例如“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李益），上句是“仄仄平平仄”，下句是“平平仄仄平”。
②《隋书·潘徽传》。
又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里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
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又《梁书·沈约传》说：
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捨曰：“何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沈约等人倡导的永明体，在中国诗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从此以后，中国诗才有意识地走向格律化。永明体关于格律的规定是所谓“八病”说，就是在诗句中要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病态①。八病说的理论基础是有关四声的知识，也就是“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至于四声的发现以及四声说的成立，据陈寅恪考证，是受佛经转读的影响。他说：
①避免八病，目的主要是求得平仄协调。据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考证：
“其实‘八病’之说也非全出于沈约。……且据《南史》所载，也只有四病。
我们想，沈王之时还是草创，以后愈演愈繁，到李百药才完备。”（中册389页）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英语所谓pitch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ā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之入声皆附有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平上
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①
六朝时期宣扬佛法，有导师，有经师。导师擅长唱导。“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②也就是用通俗的语言，随缘设譬，宣扬佛教教义。经师擅长转读。转读是用有韵律的语言歌咏佛经经文。“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
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③慧皎《高僧传》为不少经师立传，说他们“响韵清雅，韵转无方”，“响调优游，和雅哀亮”，“巧于转读，有无穷声韵”。④至于经师转读为什么偏偏在南齐永明年间影响沈约等人创立四声说，陈寅恪认为：
①《四声三问》（《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
②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③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④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建康为南朝政治文化之中心。故为善声沙门及审音文士共同居住之地。二者之间发生相互之影响，实情理之当然也。经声之盛，始自宋之中世，极于齐之初年。竟陵王子良必于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以前即已娴习转读，故始能于梦中咏诵①。然则竟陵王当日之环境可以推知也。鸡笼西邸为审音文士抄撰之学府，亦为善声沙门结集之道场。永明新体之词人既在“八友”之列，则其与经呗新声制定以前之背景不能不相关涉，自无待言。……（周顒）与沈约一为文惠之东宫掾属，一为竟陵之西邸宾僚，皆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四声说之创始于此二人者，诚非偶然也。②
①慧皎《高僧传》卷十五《僧辩传》：“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
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觉。……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集第作声。”
②《四声三问》。
由此可见，在南朝齐梁之际，沈约等人是受到佛经转读的启发，才提出四声的理论；然后把四声的理论运用到诗的格律上，因而开创了永明体。永明体是唐朝严格的律诗的前锋，此后，近体诗迅速地成长、发展，不久就取得主宰诗坛的地位。推源溯流，这个影响是很重大的。
近体诗重视格律，限制多，流弊是引导人们重形式而轻内容，因而阻碍了诗体的自由发展。但是也要承认，格律的形成，是要求诗的声音具有音乐美的自然趋势。比较下面四首诗（前两首是齐梁以前的，后两首是唐朝的），我们就会知道，在词句的精炼方面，在音韵的铿锵方面，近体诗在诗的演化史上是向前迈了一大步。
1．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古诗十九首》之一）
2．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之一）
3．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山居秋瞑》）
4．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球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之一）
（二）诗的语言
除了少量的民歌之外，中国的诗都是文人的赠答抒情之作。语言是文人习用的典雅的文言，要有辞藻，有韵味。佛典里有大量的叙事说理的颂赞，译成中文，成为语句匀称的质朴无华的白话诗。这样的诗，风格与中国本土的诗迥然不同，辞采、音律都不很讲究，但是内容深厚，语句通俗，有很强的劝说的力量。隋唐以来，佛教经典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于是就影响一部分诗人，用质朴的白话写一些明道言志的诗。这里面最出名的是唐朝初年的王梵志。他的诗集早已失传，近年来在敦煌的写本里发现了一些。下面举几首为例：
1．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2．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3．吾有十亩田，种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树，绿豆两三窠。热即池中浴，凉便岸上歌。遨游自取足，谁能奈我何！
其后还有传说的诗僧寒山。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
相笑倘不止，东边复西边。
2．出身既扰扰，世事非一状。未能舍流俗，所以相追访。昨吊徐五死，今送刘三葬。
终日不得闲，为此心凄怆。
3．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
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①
①均见《寒山子诗集》。
出身士大夫阶层的文人不喜欢通俗，致力写这类诗的不多。但是这类诗在民间相当流行，唐宋之际的村塾里甚至用王梵志的诗作习字课本。文人也有欣赏这类诗的，如宋朝江西诗派的大诗人黄庭坚就曾引王梵志“梵志翻着袜”的诗，说“一切众生颠倒，类皆如此”①；范成大的诗里有“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的句子，这显然是模仿王梵志的。②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六。
②《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八《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
（三）诗的内容
魏晋以后，中国文人生在绝大多数人信仰佛教的社会里，不知不觉会受到佛教教义的熏陶。有的文人是虔诚的信徒，例如南朝的谢灵运，在《临终诗》里有“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的诗句。唐朝大诗人王维，字摩诘，连命名都来自《维摩诘经》。有更多的文人同僧人有深厚的交谊，例如东晋的孙绰同支遁，南朝的宗炳同慧远，宋朝的苏轼同参寥，来往都很密切。这种情况自然要表现在诗作上。我们翻阅六朝以后的诗集，到处会嗅到佛教的气息，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佛教影响诗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题材，二是思想。
在题材方面：中国有大量的诗，内容是歌咏佛寺的。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王维《过香积寺》）
2．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杜甫《游龙门奉先寺》）
3．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王建《破山寺后禅院》）
4．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枫桥夜泊》）
5．普慈寺后千竿竹，醉里曾看碧玉椽。倦客再游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参白足知禅味，苦厌黄公聒昼眠。惟有两株红百叶，晚来犹得向人妍。（苏轼《书普慈长老壁》）
也有不少的诗是投赠僧人的。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三乘归净域，万骑饯通庄。就日离亭近，弥天别路长。荆南旋杖钵，渭北限津梁。
何日纤真果，还来入帝乡。（宋之问《送沙门弘景道俊玄奘还荆州应制》）
2．我闻隐静寺，山水多奇踪。岩种朗公桔，门深杯渡松。道人制猛虎，振锡还孤峰。
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李白《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
3．随缘忽西去，何日返东林。世路无期别，空门不住心。人烟一饭少，山雪独行深。
天外猿啼处，谁闻清梵音。（钱起《送少微师西行》）
4．萧然一世外，所乐有谁同。宴坐能忘老，斋蔬不过中。无心为佛事，有客问家风。
笑谓西来意，虽空亦不空。（王安石《和栖霞寂照庵僧云渺》）
5．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苏轼
《赠龙光长老》）
以上这种性质的诗，作者未必都信奉佛法，但是诗的题材都来自佛教，其为受到佛教的影响是显然的。
在思想方面，佛教影响中国的诗，情况比较复杂。思想的内容不同，影响的程度不同，因而表现在诗作里也就有种种情况——有的明显，有的隐晦；有的直接，有的间接。为了简明扼要，这里分作两类：一类是明显表现佛教教义的，可以称为佛理诗。这类诗，有的是出家人作的，例如：
1．夜夜池上观，禅心坐月边。虚无色可取，皎洁意难传。若向空心了，长如影正圆。
（皎然《南池杂咏》）之一）
2．灯引飞蛾拂焰迷，露淋栖鹤压枝低。冥心坐睡蒲团稳，梦到天台过剡溪。（齐己
《默坐》）
3．是是非非竟不真，落花流水送青春。姓刘姓项今何在，争利争名愁煞人。必竟输他常寂默，只应赢得苦沉沦。深云道者相思否？归去来兮湘水滨。（贯休《偶作因怀山中道侣》）
也有很多是一般文人作的，例如：
1．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菁英。（谢灵运《净土咏》）
2．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将候远山僧，先期扫敞庐。果从云峰里，顾我蓬蒿居。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鸣磬夜方初。已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王维《饭复釜山僧》）
3．整顿衣巾拂净床，一瓶秋水一炉香。不论烦恼先须去，直到菩提亦拟忘。朝谒久停收剑珮，宴游渐罢废壶觞。世间无用残年处，只合逍遥坐道场。（白居易《道场独坐》）
4．雪山马口出琉璃，闻说诸天与护持。此水遥连八功德，供人真净四威仪。当时迦叶无尘染，何事阌乡有土思。道力起缘非一路，但知瓢饮是生疑。（王安石《八功德水》）
5．合成四大本非真，便有千般病染身。地火水风都散后，不知染病是何人。（范成大《题药篇》）
另一类是山水诗和隐逸诗。这类诗是六朝时期释道思想融合文人雅士的生活的反映，所以虽然没有明白宣扬佛教教义，却也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下面举几首为例。
1．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
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秋菊
兼糇粮，幽兰间重襟。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左思《招隐》之一）
2．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菱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3．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
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谢朓《游东田》）
4．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终南别业》）
5．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
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李白《寻雍尊师隐居》）
此外，神韵派的诗曾受到佛教顿悟说的影响，以下“诗文评”部分还要谈到。元明散曲大多是表现隐逸思想，也可说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这里从略。
附说“词”
词是花间尊前的乐歌，一般是写“杨柳岸晓风残月”之类，所以内容受佛教的影响很少。但是间或也有歌咏佛教或者表现佛教思想的，例如：
1．大圣堂，非凡地，左右盘龙，唯有台相倚。岭岫嵯峨朝雾起，花木芬芳，菩萨多灵异。 面慈悲，心欢喜，西国神僧，远远来瞻礼。瑞采时时岩下起，福祚当今，万古千秋岁。
上中台，盘道远，万仞逍迢，仿佛回天半。宝石巉岩光灿烂，异草名花，似锦堪游玩。 玉华池，金沙泮，冰窟千年，到者身心颤。礼拜虔诚重发愿，五色祥云，一日三回现。（敦煌曲子词《苏幕遮》五台山曲子之一、之四）
2．归依众，梵行四威仪。愿我遍游诸佛土，十方贤圣不相离。永灭世间痴。
归依法，法法不思议。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了法更无疑。
归依佛，弹指越三祇。愿我速登无上觉，还如佛坐道场时。能智又能悲。
三界里，有取总灾危。普愿众生同我愿，能于空有善思惟。三宝共住持。（王安石
《望江南归依三宝赞》）
3．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二、文
佛教影响中国正统文学中的“文”，情况同诗有相类的地方。六朝时期的骈体，到隋和初唐更加兴盛，格调更加讲究，这也是四声理论推波助谰的结果。禅宗盛行以后，士大夫模仿语录的语言，创造了与文言迥然不同的语录体。这都是文体方面的事情。对于一些作家的文章的气势、神理之类，佛教也有不小的影响。中国文人有不少是熟读佛典的，佛教教义的广博精微，行文的繁衍恣肆，自然会使他们的文笔受到熏染。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朝的柳宗元，苏轼说他“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①苏轼自己也是这样，钱谦益说：“吾读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之类，平铺直叙，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以为古今未有此体，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读《华严经》，称心而谈，浩如烟海，无所不有，无所不尽，乃喟然而叹曰：‘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②
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因为形迹不很显著，这里不能详说。以下谈谈另外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文的题材，二是文的思想。
①《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
②《初学集》八十三《读苏长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