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陌生人—浅析鲁迅笔下的三个妇女形象

语言教育2005-12-20 11:48:16未知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始终以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他的笔端时时角及社会现实,贯穿着始终如一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对外在封建社会最底层,最易被伤害、被侮辱的中国妇女,鲁迅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对千万这些妇女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鲁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表现出作家对妇女问题的深切关心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在鲁迅的《祝福》、《离婚》和《伤逝》等一系列小说中,他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生动、深刻而富有典型意义的妇女形象。鲁迅正是通过描写众多妇女形象的作品,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历史时代。

被“四权”绳索捆缚的祥林嫂

祥林嫂是鲁迅根据生活的若干真实原型塑造出来的典型。其一是单妈妈,她是个寡妇,却又有同居的男人;其二是乌石山上看坟的女人,儿子在门口剥豆被马熊拖去吃了;其三是宝姐姐,山里人来抢亲,宝姐姐逃走,失足落水,被捞起带走。祥林嫂的形象比原型更集中更概括,是旧中国贫苦农妇悲惨命运高度典型化的体现。

祥林嫂的悲剧显示了“四权”绳索对农村劳动妇女的捆缚。

族权,不允许祥林嫂守节。祥林嫂的前夫祥林比祥林嫂小十岁,丈夫死后,祥林嫂不愿再嫁,宁可辛勤劳动养活自己,所以她逃到鲁镇做工。她的全部希望和渴求,便是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的权利。所以当她来到鲁家做工时是“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的……到年底,扫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鲁家)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而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是,好景不长。在鲁家做工不到半年,她婆婆 恃凭着族权的威势,不但把她像逃犯一样抓回去,且逼她嫁到深山野坳里。因为要用卖她所得的钱,买一个女人给她叔子做老婆。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年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

夫权,要祥林嫂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女子一而”,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贺家坳,“在花轿上,她一种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再婚后,丈夫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

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不是小罪,而是“大罪”,就要受到惩罚。柳妈因受了封建迷(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而政权的逼害尢烈,“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他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逼上梁山害祥林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奶再寡后,即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罢,祥林嫂!”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令到“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到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这就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鲁四老爷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鲁迅抨击的予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晕鲜明的独创性,体现 在鲁迅刻划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匡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到头破血流,结果在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大家以为耻辱”的伤疤;祥林嫂不甘于百般受人歧视,捐门槛以“赎罪”。为了“捐门槛”,祥林嫂用了在鲁家的全部劳动所得十二元鹰洋;祥林嫂不甘于死后受阎王惩处,临死时怀疑灵魂的有无。她希望没有鬼,死去不用锯开身子来分给两个丈夫,但她又希望有鬼,死去可以在阴间见到惟一亲爱的儿子阿毛,可以一家人团聚。这五个“不甘于”是祥林嫂自发反抗精神独特而鲜明的体现。祥林嫂反抗了族权、夫权,怀疑神权,惟独对压在头上的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没有明确的反抗表现,这是祥林嫂反抗的局限性。

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熟悉的陌生人”。“熟悉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概括性、普遍性,看起来似曾相识;“陌生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其结果,却被地主阶级诬蔑为“谬种“。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地主阶级年终”祝福”,作为酬神祈福的盛举,是要“吉利的”,他们嫌恶穷人在这时死去。鲁迅在刻划地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也深刻地写出了祥林嫂是被黑暗势力吞没的。鲁迅不但写祥林嫂在物质上、肉体上的被剥削、摧残,而且写她心灵深处的痛苦。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品深刻地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没有象鲁迅这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灵魂。因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

从敢于闹事到妥协的爱姑

爱姑是鲁迅塑造的又一个典型。这个典型,也是鲁迅根据生活的真实人物塑造出来的,是旧中国中产阶层妇女悲惨命运的高度典型化的集中体现。

爱姑是有点“身份”的人,但没有过高的身份。说她有点“身份”,是因为她有“体面”的娘家和“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的父亲。但爱姑又没有过高的身份,她父亲庄木三到底还不能与慰老爷平起平坐,更不能跟七大人平起平做。庄木三父女到慰老爷家去,只能先进门房喝年糕汤,走进客厅里去也只能站着。爱姑看见七大人的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脸和脑壳都红润,便以为那一定是擦着猪油。对于“屁塞”以及那上面的“水银浸”,对于鼻烟,爱姑都一无所知。这些细节描写都说明不能把爱姑的身份估计得过高。所以应该说爱姑是中农以上,地主以下的身份。

爱姑的被迫离婚,说明当时在农村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处境仍然是悲惨的。夫权、族权有绝对的权威,丈夫姘上小寡妇,不管原配夫人是三茶六礼写来的、花轿抬来的,也不会受法律保护。只要公婆不喜欢,不管你是否低头进、低头出,是否一礼不缺,也只得走。政权是夫权、族权的基础,夫权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闹了几处的离婚事件,只经豪绅七大爷(在地主慰老爷家)两句话就解决了。一句是:“公婆说‘走!’就得走。”七大爷还振振有辞,吓唬爱姑说:“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公婆为什么不喜欢爱姑呢?那是因为“‘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这说明,在当时衙门八字开,维护的只是夫权、族权的利益;另一句是:“来——兮!”七大爷这一高大摇曳的声音,连爱姑也感觉到“大势已去”,晴天霹雳。爱姑刚才的放肆,刚才的“闹事”、想计回“公道”,已荡然无存。可见,由于七大爷的“威严”,爱姑只好妥协。接着,便是两家互换了“红绿帖”(订婚时交换的帖子),取消了婚约。可见,“来——兮!”这两个字裨就是离婚的判决书。这就告诉爱姑,即使拼出命来,施家也不会家破人亡,封建政权是绝对维护夫权、族权和地主阶级利益的。

爱姑具有“母夜叉”的性格,撒野、泼辣。丈夫“小畜生”姘上“小寡妇”,“老畜生”又袒护儿子,爱姑要回娘家搬兵讨伐,要出这口“恶气”,要把施家搞得家破人亡。因为爱姑是地方上很有点权势,“沿海居民都有几分惧怕”的土乡绅庄木三的宠女,有一个土乡绅父亲作为靠山,所以她受不得别人的钳制,更不知天高地厚。爱姑能说会道,撒野、泼辣,从她闹离婚“一闹就是三年”即可见一斑。爱姑只知道压在自己头上的正是她所信奉的封建主义制度。所以她一开始在七大人面前力数“小畜生”的不是,在七大人面前据理力争,满以为七大人“知书识礼,顶明白的”。最后还是七大人的一席话使爱姑如梦初醒,“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也使明白了封建主义的真实面目,可惜为时已晚。爱姑外强中干,对弱者逞强,对强者软弱,从敢于闹事到妥协,这就是爱姑的经历。她为了与施家“赌气”,又是吵,又是骂,又是砸,非把施家搞个“家破人人亡”而后快。但当她在地位比她更高贵的七大人面前,心“突突地乱跳,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显得那么软弱、无能。当七大人说出最后一句话:“来——兮!”后,她不由自己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的吩咐……。”爱姑的态度一百八十转弯,从敢于闹到彻彻底底的妥协,最终变得恭恭敬敬,唯唯诺诺。

爱姑的悲剧,充分说明了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同样逃脱不了遭人践踏的悲惨命运。这种现象在旧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是“熟悉的”;爱姑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因而又是“陌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

从追求个性解入到走上绝路的子君

《伤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是鲁迅先生塑造的又一个成功的妇女形象。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伤逝》写的是知识妇女的悲剧。

子君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为“五四”革命狂飙所唤醒的女知识青年。她常“谈伊孛尔,谈泰戈尔,谈雪莱”,并以这些资产阶级个性主义者的民主革命思想来激励自己,子君和涓生终于结合了,也曾经有过安宁和幸福。但婚姻自主胜利后,子君却步不前,变得浅薄、庸俗、怯弱,与涓生在人生态度上主生分歧,爱情终于出现了裂痕。成家后的子君,不但没有像涓生一样继续学习和探索,争取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才能,做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女子;而是终日全力理家治内,甘心情愿作一个举案齐眉的贤妻良母,她变得浅薄、庸俗和怯弱。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更滋生了她的自卑心理。她常常看涓生的恨色得事,连一颦一笑也受制于人。当她现现涓生开始冷淡她时,也不敢询问,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涓生抛弃她。她自觉但又不自觉地走上千百年来中国妇女走过的老路,最后连已经实现的婚姻自主也不能自主下去。涓生终于与子君分手,子君在绝望中,又回到了父亲的封建家门,在无爱的人间郁郁而死。

子君在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曾表现出无所畏惧、超人的勇气,是个勇士。当她的行动受到家里原极力反对和阻挠时,她坚定地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何等勇敢!何等坚强!何等自信!这句话显示了子君鲜明独特的个性,这是“五四”新思潮对子君的影响。子君还从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的形象中得到启发和精神支持。热恋时期的子君,对于路人的蔑视、老东西和小东西的侮辱,表现出出大无畏的井然和平静,如入无人之境。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姐,她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君的个性解放终于逐渐显出它的旧面目来。当涓生拿出一张雪莱的半身裸体铜板像给她看时,妇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显示出旧首先观在她身上的作用。涓生失业了,子君立即显出软弱性,在经济重压之下,他们爱情的裂缝越来越大。涓生离开她后,她没有争辩,更没有反抗,而是静静地让她父亲接回原来那个封建家庭里。她最终没能走上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上来。

子君的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她所外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子君的爱情悲剧显示了个性解放的巨大局限性。形象地说明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个人的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也只有在彻底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子君的爱情悲剧说明,没有经济独立,妇女解放就如同空中楼阁,迟早是要倒塌的。而以个性解放为武器,单枪匹马同整个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其结果只能是失败。鲁迅先生在《关于妇女解放》中进一步指出:“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妇女真正彻底的解放必须是在整个社会变革之后,必须把妇女解放同社会革命融为一体,必须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祥林嫂、爱姑、子君三个代表不同阶层的妇女形象中,鲁迅深刻而鲜明地显示了自己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路:

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权;要达到解放的目的,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沉韧性的战斗。

鲁迅的作品,像匕首、像投枪,直指封建制度。鲁迅的这些思路,也印证了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作者:林观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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