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始终以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他的笔端时时角及社会现实，贯穿着始终如一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对外在封建社会最底层，最易被伤害、被侮辱的中国妇女，鲁迅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对千万这些妇女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鲁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表现出作家对妇女问题的深切关心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在鲁迅的《祝福》、《离婚》和《伤逝》等一系列小说中，他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生动、深刻而富有典型意义的妇女形象。鲁迅正是通过描写众多妇女形象的作品，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历史时代。
被“四权”绳索捆缚的祥林嫂
祥林嫂是鲁迅根据生活的若干真实原型塑造出来的典型。其一是单妈妈，她是个寡妇，却又有同居的男人；其二是乌石山上看坟的女人，儿子在门口剥豆被马熊拖去吃了；其三是宝姐姐，山里人来抢亲，宝姐姐逃走，失足落水，被捞起带走。祥林嫂的形象比原型更集中更概括，是旧中国贫苦农妇悲惨命运高度典型化的体现。
祥林嫂的悲剧显示了“四权”绳索对农村劳动妇女的捆缚。
族权，不允许祥林嫂守节。祥林嫂的前夫祥林比祥林嫂小十岁，丈夫死后，祥林嫂不愿再嫁，宁可辛勤劳动养活自己，所以她逃到鲁镇做工。她的全部希望和渴求，便是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的权利。所以当她来到鲁家做工时是“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的……到年底，扫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鲁家）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而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是，好景不长。在鲁家做工不到半年，她婆婆 恃凭着族权的威势，不但把她像逃犯一样抓回去，且逼她嫁到深山野坳里。因为要用卖她所得的钱，买一个女人给她叔子做老婆。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年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
夫权，要祥林嫂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女子一而”，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贺家坳，“在花轿上，她一种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再婚后，丈夫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
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不是小罪，而是“大罪”，就要受到惩罚。柳妈因受了封建迷（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而政权的逼害尢烈，“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他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逼上梁山害祥林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奶再寡后，即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罢，祥林嫂！”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令到“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到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这就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鲁四老爷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鲁迅抨击的予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晕鲜明的独创性，体现 在鲁迅刻划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匡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到头破血流，结果在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大家以为耻辱”的伤疤；祥林嫂不甘于百般受人歧视，捐门槛以“赎罪”。为了“捐门槛”，祥林嫂用了在鲁家的全部劳动所得十二元鹰洋；祥林嫂不甘于死后受阎王惩处，临死时怀疑灵魂的有无。她希望没有鬼，死去不用锯开身子来分给两个丈夫，但她又希望有鬼，死去可以在阴间见到惟一亲爱的儿子阿毛，可以一家人团聚。这五个“不甘于”是祥林嫂自发反抗精神独特而鲜明的体现。祥林嫂反抗了族权、夫权，怀疑神权，惟独对压在头上的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没有明确的反抗表现，这是祥林嫂反抗的局限性。
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熟悉的陌生人”。“熟悉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概括性、普遍性，看起来似曾相识；“陌生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其结果，却被地主阶级诬蔑为“谬种“。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地主阶级年终”祝福”，作为酬神祈福的盛举，是要“吉利的”，他们嫌恶穷人在这时死去。鲁迅在刻划地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也深刻地写出了祥林嫂是被黑暗势力吞没的。鲁迅不但写祥林嫂在物质上、肉体上的被剥削、摧残，而且写她心灵深处的痛苦。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品深刻地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没有象鲁迅这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灵魂。因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
从敢于闹事到妥协的爱姑
爱姑是鲁迅塑造的又一个典型。这个典型，也是鲁迅根据生活的真实人物塑造出来的，是旧中国中产阶层妇女悲惨命运的高度典型化的集中体现。
爱姑是有点“身份”的人，但没有过高的身份。说她有点“身份”，是因为她有“体面”的娘家和“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的父亲。但爱姑又没有过高的身份，她父亲庄木三到底还不能与慰老爷平起平坐，更不能跟七大人平起平做。庄木三父女到慰老爷家去，只能先进门房喝年糕汤，走进客厅里去也只能站着。爱姑看见七大人的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脸和脑壳都红润，便以为那一定是擦着猪油。对于“屁塞”以及那上面的“水银浸”，对于鼻烟，爱姑都一无所知。这些细节描写都说明不能把爱姑的身份估计得过高。所以应该说爱姑是中农以上，地主以下的身份。
爱姑的被迫离婚，说明当时在农村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处境仍然是悲惨的。夫权、族权有绝对的权威，丈夫姘上小寡妇，不管原配夫人是三茶六礼写来的、花轿抬来的，也不会受法律保护。只要公婆不喜欢，不管你是否低头进、低头出，是否一礼不缺，也只得走。政权是夫权、族权的基础，夫权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闹了几处的离婚事件，只经豪绅七大爷（在地主慰老爷家）两句话就解决了。一句是：“公婆说‘走！’就得走。”七大爷还振振有辞，吓唬爱姑说：“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公婆为什么不喜欢爱姑呢？那是因为“‘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这说明，在当时衙门八字开，维护的只是夫权、族权的利益；另一句是：“来——兮！”七大爷这一高大摇曳的声音，连爱姑也感觉到“大势已去”，晴天霹雳。爱姑刚才的放肆，刚才的“闹事”、想计回“公道”，已荡然无存。可见，由于七大爷的“威严”，爱姑只好妥协。接着，便是两家互换了“红绿帖”（订婚时交换的帖子），取消了婚约。可见，“来——兮！”这两个字裨就是离婚的判决书。这就告诉爱姑，即使拼出命来，施家也不会家破人亡，封建政权是绝对维护夫权、族权和地主阶级利益的。
爱姑具有“母夜叉”的性格，撒野、泼辣。丈夫“小畜生”姘上“小寡妇”，“老畜生”又袒护儿子，爱姑要回娘家搬兵讨伐，要出这口“恶气”，要把施家搞得家破人亡。因为爱姑是地方上很有点权势，“沿海居民都有几分惧怕”的土乡绅庄木三的宠女，有一个土乡绅父亲作为靠山，所以她受不得别人的钳制，更不知天高地厚。爱姑能说会道，撒野、泼辣，从她闹离婚“一闹就是三年”即可见一斑。爱姑只知道压在自己头上的正是她所信奉的封建主义制度。所以她一开始在七大人面前力数“小畜生”的不是，在七大人面前据理力争，满以为七大人“知书识礼，顶明白的”。最后还是七大人的一席话使爱姑如梦初醒，“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也使明白了封建主义的真实面目，可惜为时已晚。爱姑外强中干，对弱者逞强，对强者软弱，从敢于闹事到妥协，这就是爱姑的经历。她为了与施家“赌气”，又是吵，又是骂，又是砸，非把施家搞个“家破人人亡”而后快。但当她在地位比她更高贵的七大人面前，心“突突地乱跳，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显得那么软弱、无能。当七大人说出最后一句话：“来——兮！”后，她不由自己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的吩咐……。”爱姑的态度一百八十转弯，从敢于闹到彻彻底底的妥协，最终变得恭恭敬敬，唯唯诺诺。
爱姑的悲剧，充分说明了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同样逃脱不了遭人践踏的悲惨命运。这种现象在旧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是“熟悉的”；爱姑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因而又是“陌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
从追求个性解入到走上绝路的子君
《伤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是鲁迅先生塑造的又一个成功的妇女形象。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伤逝》写的是知识妇女的悲剧。
子君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为“五四”革命狂飙所唤醒的女知识青年。她常“谈伊孛尔，谈泰戈尔，谈雪莱”，并以这些资产阶级个性主义者的民主革命思想来激励自己，子君和涓生终于结合了，也曾经有过安宁和幸福。但婚姻自主胜利后，子君却步不前，变得浅薄、庸俗、怯弱，与涓生在人生态度上主生分歧，爱情终于出现了裂痕。成家后的子君，不但没有像涓生一样继续学习和探索，争取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才能，做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女子；而是终日全力理家治内，甘心情愿作一个举案齐眉的贤妻良母，她变得浅薄、庸俗和怯弱。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更滋生了她的自卑心理。她常常看涓生的恨色得事，连一颦一笑也受制于人。当她现现涓生开始冷淡她时，也不敢询问，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涓生抛弃她。她自觉但又不自觉地走上千百年来中国妇女走过的老路，最后连已经实现的婚姻自主也不能自主下去。涓生终于与子君分手，子君在绝望中，又回到了父亲的封建家门，在无爱的人间郁郁而死。
子君在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曾表现出无所畏惧、超人的勇气，是个勇士。当她的行动受到家里原极力反对和阻挠时，她坚定地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何等勇敢！何等坚强！何等自信！这句话显示了子君鲜明独特的个性，这是“五四”新思潮对子君的影响。子君还从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的形象中得到启发和精神支持。热恋时期的子君，对于路人的蔑视、老东西和小东西的侮辱，表现出出大无畏的井然和平静，如入无人之境。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姐，她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君的个性解放终于逐渐显出它的旧面目来。当涓生拿出一张雪莱的半身裸体铜板像给她看时，妇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显示出旧首先观在她身上的作用。涓生失业了，子君立即显出软弱性，在经济重压之下，他们爱情的裂缝越来越大。涓生离开她后，她没有争辩，更没有反抗，而是静静地让她父亲接回原来那个封建家庭里。她最终没能走上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上来。
子君的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她所外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子君的爱情悲剧显示了个性解放的巨大局限性。形象地说明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个人的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也只有在彻底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子君的爱情悲剧说明，没有经济独立，妇女解放就如同空中楼阁，迟早是要倒塌的。而以个性解放为武器，单枪匹马同整个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其结果只能是失败。鲁迅先生在《关于妇女解放》中进一步指出：“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妇女真正彻底的解放必须是在整个社会变革之后，必须把妇女解放同社会革命融为一体，必须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祥林嫂、爱姑、子君三个代表不同阶层的妇女形象中，鲁迅深刻而鲜明地显示了自己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路：
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权；要达到解放的目的，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沉韧性的战斗。
鲁迅的作品，像匕首、像投枪，直指封建制度。鲁迅的这些思路，也印证了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作者：林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