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是衡量社会解放与否的标志。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因而所受的确良苦难最深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平共处感受,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在对封建主义进行顽强而坚韧的战斗的同时,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他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
与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鲁迅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害妇妇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明天》、《祝福》、《离婚》、《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明天》的主人公单四嫂,“是一个粗笨女人”。她勤劳善良,丧失丈夫后,遵循着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观念不敢改嫁。她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想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和儿子。然而,厄运却向她袭来。宝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单方,宝儿的病依旧不见好转。她只好把希望押在庸医小仙身上。但宝儿最终还是死了,这个寡妇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
深受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的单元四嫂,养成了逆来顺受、愚昧麻木、毫无抗争意识的奴隶性格。她对自己所遭受的一切打击和不幸,只是通过所寄托的如梦幻般的“明天”,依旧是永远无法兑现的梦。
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指出,妇女“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单四嫂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从,对自己的命运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和单元 四嫂一样,《祝福》中的祥林嫂,这位勤劳善良的普通村妇,也是被封建礼教吃掉的弱小者。封建社会的买卖婚姻使祥林嫂嫁给一比她小十岁的男人,丈夫死后,其婆婆又将她像牲畜般的卖给贺老六。但第二次婚姻更不幸,夫亡子丧,大伯收房,将她赶出贺家坳。当走投无路的她再次到鲁四爷家作佣工时,她已被封建礼教判定有罪:寡妇再嫁,伤风败俗;克夫克子,更是不祥之物。为赎罪名,祥林嫂用光她的工钱,到土地庙里捐了一条门槛,当作自己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然而,不管她怎么为自己的命运竭力挣扎,她的种种努力始终得不到人们的许可。最后,在人们喜气洋洋的祝福声中,祥林嫂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
可以说,祥林嫂是被封建社会政权、族权、夫权、神权这四条绳索活活勒死的。封建卫道士鲁四爷,他不但对祥林嫂这个廉价劳动者进行残酷的剥削,从身体上对她进行摧残,还从精神上进行无情打击,指责她“不干不净”、“败坏风俗”。最后将她踢出门外,使她沧为乞丐,最终倒毙街头。族权的代表者婆婆和大伯,一个将守寡的她当牲口出卖,一个又将夫亡子丧的她赶出家门。这一出卖一驱赶,充分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酷,也使祥林嫂身心受到了打击。之后,社会无处不在的确良神权思想,又继续给她精神上的重创。柳妈对她宣传阎王对寡妇再嫁惩罚的因果报应,这使从肉体到精神都有已受着双重奴役的祥林嫂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尽管柳妈这种并非恶意的恫吓带着封建迷信色彩,但愚昧麻木的祥林嫂却深信不缝隙疑。当她“捐门槛,赎了罪”后,坦然去拿祭器时,四婶的一声“你放着罢,祥林嫂!”无异是死刑判决。封建神权这最后的致命一击,无情地碾碎了祥林嫂最后的希望。除了死,她别无选择了!祥林嫂最终被封建制度这座大山压碎了。她的死,是鲁迅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彻底批判与否定。
鲁迅在揭示土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种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诘头,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要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单四嫂、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用权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性,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鲁迅,分在关注妇女问题时,不但把眼光放在农村妇女身上,也把焦点放在城市的新型女性身上。《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子君与祥林嫂不同的是,她受过知识的熏陶,是被“五四”新风浪吹醒的知识青年。她敢爱敢恨,具有叛逆精神。为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婚姻幸福生活,子君果断地冲出封建家庭的牢笼,和涓生租屋同居。“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那个封建思想统治极为严酷的时代,子君民出这样的呼声,无疑是石破天惊的。这是对封建思想的蔑视与否定,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背叛和挑战;这是女性争取婚姻自主行为的人性觉醒的标志,是妇女寻求解放迈出的真正的第一步。不过,令人可悲的是,子君只走了一步,就停止不前了。
随着涓生被解雇,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子君与涓生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最后两人不得分手。子君回到冰冷的封建家庭后,不久便死于无爱的人间。无疑,子君的悲剧是时代悲剧,客观上是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对她的扼杀,是“无主名”意识团的围剿,是“涓生”并非一个值得招付的人。茅盾在1927年时就曾指出:“主人公的幻想终于破灭,幸运的恶化,主要原因是经济压迫。”假如没有封建势力的经济压迫,使这人小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子君就不会成为涓生的拖累而遭抛弃。这是子君的失败的原因之一。
此外,子君的失败,主观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 她死于自身“未褪尽旧思想”和依赖性;她死于自己的懦弱庸俗和谋生无力。子君一心追求的只是婚姻自由,目标如愿后,就把所有的心思和希望投入那个用爱组建的小家庭生活当作整个人生意义,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济基础。子君这种全然陶醉在爱巢的生活,已没有了家庭生活以外的斗志,她的性格开始变得平庸怯弱,她已与现实生活脱轨。当家庭经济出现危机,她的幸福梦将要打破时,她曾振动过的翅膀已振动不起来了。经济的压迫,使用权谋生无门的子君,不得不回归封建家庭,最后无声地死去。鲁迅在早前所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就曾深刻地指出:脱离现实的经济斗争,妇女的个性解,只能是说诳和做梦。子君正如娜拉那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立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子君的可悲这处,在于其身的思想局限与认识局限。
子君虽然成为追求个性解放的牺牲品,然而,她毕竟从封建桎梏中冲出来了。她与封建道德礼教毅然决裂的呼声将会成为时代的强音,她那凄丽的悲剧形象桨使用权中国妇女,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情着对受压迫妇妇的痛惜之情,鲁迅“自学地与抚驱者取同一步”,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以期限引起疗救。作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真正的,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近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拭目以待,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妇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作者: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