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弗洛伊德和康纳德?劳伦斯研究了人类个体以及其它灵长类动物与生俱来的攻击内推力，许多发展心理学和动物行动学的研究者沿袭了二人的研究思想。但在最近10到15年，一些研究者对这一传统的研究模式提出挑战，认为在自身发展的较早阶段，人类以及动物一般就能控制自身的攻击倾向。
在人类社会和动物群体之间必然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以及个体行为上的意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大多数冲突是非暴力的，如威胁某人，警告他人远离自己。对于人类，口头交流的普遍性远远大于直接的身体接触。如果暴力确实发生了，通常会被制止的。即使是恒河猴（通常用于实验）——一种脾气非常坏的灵长类动物，打斗也很少带来身体上的伤害。
实际上，许多近年的研究表明：人类以及动物都通过行为控制机制来保证彼此间社会性（或群体性）互动的顺利进行。例如，婴幼儿对人面部关注的兴奋度大于其它物品刺激。大多数孩子间的冲突并不妨碍他们的互动。实际上，孩子可能采用把玩具拿到其它地方以避免被侵犯的策略。
长期以来自然主义者认为，动物群体之间的冲突是制止侵略的普遍策略。这可从整个进化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因为逐步增强的侵略对种群的发展是很危险的。最近有研究表明，不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在自身发展的早期，也采用其它策略来处理冲突。人类以及人类最近的近亲灵长类动物都采用这些策略的事实表明其由来已久，并在灵长类动物群居世界中举足轻重。甚至连孩子都采用这些策略的事实则进一步表明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这种策略包含以下三个范畴：首先，对于人类以及灵长类，他们会在潜在的冲突升级之前协商解决。例如，灵长类动物和孩子会运用对资源的所有权以及优先占有权原则来避免争端。如果你是一只猴子，即使你非常弱小，一旦拥有一份可口的食物，也会千方百计保持对它的独占权。
对于领导和统治角色的认可是该策略的另一个范畴。在许多灵长类动物中，一个动物对其它动物拥有统治权是因为自身强大或有强大的同盟者。而对于孩子，统治以及领导地位通常是以社会老练程度为基础的，无论这种潜在的基础是什幺，对于领导和服从的相互的认同有助于解决潜在的冲突。
常规做法是这种策略的第三个范畴。绢毛猴在选择旅行路线时会按照常规，选择最熟悉的路径到达目的地以避免群体其它成员的“抗议”。与此类似的是，孩子想参加某个团体，该团体有助于其成员参加某项正在进行的活动或者达成某种目标，他会采取一系列“妥协”的行动，如在团体周围徘徊，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加入（类似成年人在鸡尾酒会上的交谈），或者带一个玩具，作为吸引其它成员注意的一个手段。
第二种策略是减轻迫在眉睫的冲突的强度或冲突的后果。例如，黑猩猩会表现出放心或者温和：当看到饲养员带着可口的食物走近时，会做出拥抱或者亲吻等友好的行为，这种友好的行为能减少喂食时发生攻击的频率。对于孩子，如果给予他们适当的机会，彼此之间可以通过协商来转移迫在眉睫的冲突。他们通过讨价还价（“你给我玩小红汽车，我就把怪兽曲奇饼给你吃。”）或为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列举出原因和辩护（“你昨天先去的，所以今天该轮到我先去了。”）。
为了缓和已经发生的冲突带来的紧张气氛，第三方需要安抚发生冲突的一方或两方。这种安抚在孩子中很普遍，即使一个一岁的孩子也会把自己心爱的玩具给一个正在哭的小朋友玩。在黑猩猩群体中，第三方对冲突过后的同类表现得极其友好，自然而然，结果当事者都平静下来。
第三种解决冲突的策略是妥协、平分或者和解。“和解”是对于灵长类动物冲突处理策略中研究得最深入的一种策略形式。研究成果被“移植”到关于孩子冲突的调解的类似研究中，最典型的模式是在冲突发生后的几分钟内，冲突的双方“和平”地坐在一起，继续以一种友好的方式互动。在灵长类动物中，由于种类的不同，“和平”的过程伴随着不同的行为方式。在这些行为方式中，例如黑猩猩的接吻，似乎只有在冲突和解以后才会出现。孩子通常会以外在的或者暗示的方式来和解。他们会采取口头道歉、拥抱或者赠送礼物的方式实现和解。各地区不同民族的孩子的和解方式也不尽相同。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刺激，孩子们会重新在一起玩耍，雨过天晴。
许多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的孩子都有种种应对冲突的策略，这说明我们人类是随着社会化的需求和手段的演变而进化的。这个观点与人类的孩子和各种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原本都为多种攻击性的欲望（务必学会加以控制！）所驱使的流行观点相互矛盾。回顾进化史，很显然，如果不能有效地驾控不可避免的冲突，社会将不复存在、不能发展，所以人们对“使分歧最小化的行为模式的发展”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我们不否认个人经验在个体行为中所起的作用。有很多事实表明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精通驾控冲突的技巧。他们开始学会倾听别人的观点，开始正视自身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影响，寻求公正或者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
此外，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引发冲突的诱因随之改变，与此相适应，处理冲突的方式也发生改变。我们的跨种群对比研究开始聚焦于引发冲突的各种显而易见的诱因，关于资源的分配，这是导致儿童之间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而对于青年人和成年人，导致冲突的诱因更加复杂和不具体，例如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以及对他人权利的侵犯，等等。
人们处理冲突的跨文化的差异也表明了这种差异受个体生活环境和经验的影响。俄罗斯研究人员对五种文化背景下孩子们的“和解”（孩子们和解的意愿、和解时的行为方式以及哪种方式效果最好）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存在明显差异。
实际上，学者和大众都低估了儿童处理冲突问题的“底线”。作为成年人，我们没有为儿童的社会发展提供“冲突处理的最有效方式及策略”上的帮助，我们经常怀疑孩子处理冲突问题的能力。这种错误估计的直接后果是，我们过早并不合时宜地介入。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研究认为，对幼儿园自由玩耍的孩子（有教师在场）处理冲突的策略和同年龄的小群体（没有家长在场）处理冲突的策略的对比研究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三到四岁的孩子协商、妥协、和解策略的应用频率明显高于有家长在场的情况下。当有成年人在场时，孩子们通常会寻求大人的帮助来解决争端，而不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独立解决。
是否正确估计孩子的能力影响到我们何时、以何种方式介入孩子的冲突。成年人给予孩子必要的指导对孩子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这种“介入”要选择合适的时机，不能越俎代庖，主要还是要依靠孩子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成年人可以通过指导孩子认识解决社会问题的要素（包括是非的标准、解决问题的备选方案、尝试合作、自我控制以及相互交流，等等），以此来帮助孩子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依靠孩子自己的经验和成人必要的指导，能够提高孩子驾控冲突的能力”，基于此，一些学校推行冲突调解计划并开设相关的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应参考关于儿童和灵长类其它动物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小学教师应该帮助孩子学会更好地与同伴互动的技能。在大学的心理学课程上，教授们也应该介绍“关于攻击性的古典理论”的研究新成果。我们所有的人也都应该反思我们关于“人性发展”的理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2002级硕士生
李进忠编译，资料来源“The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