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精英结构的变迁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社会发生的许多重大变化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的两大系统——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以及知识分子的两大群体——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的结构-权力关系的变化。其集中表现是，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从以前的中心走向边缘，而技术知识与技术知识分子则从原来的边缘走向中心。我以为，知识系统与知识分子群体内部这种中心-边缘关系的转型，不是孤立发生的现象，它同时关涉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观念、尤其是政治权力合法化机制、国家发展战略的转移、大众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知识/知识分子与政治、与大众生活的关系的变化。本文将从知识社会学与知识分子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作出分析。因为从知识社会学、知识分子社会学的角度看，无论是人的知识活动，还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社会作用，从来都不能、也不曾脱离它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著名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论证了知识为什么必然受社会的制约。他指出，知识并不是完全依据“内在法则”（immanent　law）发展，不是完全按“纯粹的逻辑可能性”被“内在辩证地”推动。相反，知识的产生与发展实际上受到知识以外的许多非理论性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曼海姆把这些相对于纯理论性的因素称为“存在性因素”（existential factor），它们不仅与特定知识的发生发展相关，而且还影响到知识的形式与内容。（1）
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极度边缘化是新近出现的现象。为了有一个历史的眼光与比较的视野，让我们先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国古代、近现代、当代以及80年代前中期的情形。但是由于篇幅与本人历史知识的限制，这个回顾不能不是十分简略而粗糙的。

一、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化及其角色蜕变
（古代）

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人文知识分子的队伍之庞大、地位之显赫，与科技知识分子的队伍之萎缩、地位之卑微恰成鲜明的对比。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的整个知识系统中，人文知识（文史哲）历来占据整个知识体系的中心，被尊为“道”；而科技知识则处于知识话语系统的边缘，被贬为“术”。相应地，在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中，人文知识分子则作为“士”的同义词而位居“四民”之首（士农工商），（2）几乎垄断（独霸）了知识精英的宝座，并作为政治精英的“后备军”（仕进以前）或“兼职者”（仕进以后）而贴近政治权力中心。相比之下，科技知识分子则大多作为手工艺人（“匠人”）而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为大众所藐视，更无望转化为政治精英，其社会地位居然比“农”还低，仅高于“商”。与人文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在中国传统精英结构中几乎不占什么位置，以致于“士大夫”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符号，完全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专利。
依据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状况完全是由传统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以及政权的合法化机制、社会行为的规范化机制决定的。从经济结构看，传统中国社会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结构根植于深厚的封建农业经济之中，它表现为强烈的‘农本’特征，即‘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以农业为本是封建统治者维护这一结构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定型化，‘农者，天下只本也。’由此产生的‘本末’观念和‘重义轻利’意识，便获得了长足的发展。”（3）；从文化-政治结构看，中国政治以官为本位，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而这二者又相互支持。统治者“以德治天下”，伦理合法性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赖德菲尔德（R.Redfield）把古代中国称为“复合的农村社会”，由士大夫与农民组成。士人与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成分，其中士人的工作是非经济性的，他们的使命是建构文化价值与伦理规范系统，因而不需要多少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金耀基先生也认为：中国的士大夫是偏重于“人事主义”与“人事学问”（即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学问、道德学问）的，对于自然的学问兴趣极少。中国秀异分子（即精英分子）的功能偏向文化性与政治性；而士人与农民这两个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阶层，又是相互流通的，所谓“半耕半读”、“耕读传家”、“朝为田舍郎，暮蹬天子堂”是当时一种真实的社会现象（4）。梁漱溟先生说：“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5）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两个最主要阶层都视觉人文知识/知识分子高于科技知识/知识分子。

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的特点，还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的合法化依据是儒家的伦理哲学，而不是国家的经济成就和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只有当经济陷入崩溃的时候，即老百姓无法维持基本生存的时候是例外，但即使由此导致的农业早饭也无法推翻伦理本位的传统），统治阶级以所谓“礼仪”、“德”、“孝”治天下，社会的各个阶层也以礼仪（而不是商业伦理或市场为基础的契约）规范人际关系及日常生活。（6）这一方面使得人文知识的主干－－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礼仪心性之学，位居整个知识系统的核心，使得以阐释这种儒家伦理为本位的人文知识分子稳坐其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则导致科技知识无法转化为权力话语，科技知识分子也只能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但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使得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与政治权力处于极其紧密的关系之中，甚至异化为赤裸裸的政治权力话语，它既为政权提供合法化的依据，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老百姓的行为方式）发挥其规范的作用。它是宗教，同时也是法律（所谓“《论语》折狱，《春秋》断案”，“半部《论语》治天下”等等）。
人文知识与政治权力的这种同构关系还决定了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官僚（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同构。以儒家礼义心性之学为核心的人文知识成为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共同必修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典型地表明了关于个体道德的德性知识与关于社会-国家的社会知识，以及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管理才能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完全是一个东西。这样，人文知识分子在由知识精英转化为政治官僚的时候，也就不必作知识结构与心性结构上的任何调整（这个情况与现代社会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化地位不仅得到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的维系，同时也得到老百姓的价值观念的支持（一般而言，统治阶级的文化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金耀基先生说：“中国人对于学问与道德最为尊敬。所谓‘尊德性，道学问’即是学者之最要工夫，普通人亦以‘道德文章’来衡定一个人的价值。君子也者，实即具备此二者之人。”（1）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安贫乐道的价值观念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老百姓对于物质生活水平的要求不高，但对于政治与文化上的地位非常重视，加上中国社会是以官为本位，而通向官场的道路又是由儒家经典铺就的，因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一般人普遍信奉的人生理想，同时也使得普通的社会成员把人文知识（儒家经典）看得远高于科技知识（所谓“君子不器”），把士看得远高于匠人。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非独立性。老百姓真正看重的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做官。做不了官的读书人依然是没有地位的。

二、精英结构的转型与“四民”结构的动摇
（近代）

人文知识与技术知识、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的这种结构状态到了近现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我们似乎还很难说是彻底的、根本性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反复证明了一个无情的事实：传统中国的礼义心性之学在面对西方的工业文明的扩张性时是何等的不堪一击，满腹仁义道德的人文知识分子如果不进行从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到人格结构的根本转型，就无法担当起中国的现代化使命。但是，这一血淋淋的事实并未能够在根本上动摇以思想、道德、人文价值为本位的文化结构以及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文化危机所作出的回应大体是两种。
第一种主要流行于五四以前，此时中国变革的主要力量是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旧式士大夫。他们已经意识到传统中国社会的知识结构与知识精英结构与中国现代化的不适应性，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怀疑传统人文基本价值——儒家道德伦理的神圣价值与本体地位，所以有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的伦理道德，西方的科学技术”或“中国的精神文明，西方的物质文明”这样一些难以摆脱的思维模式。

当然，知识分子阶层的变化还是很大的。这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到。首先，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动摇，特别是“士”与“商”的位置发生了极大变化。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已经意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强弱起因于“中国以农立国”而“外洋以商立国”。士农工商是农耕经济的产物，它已经不适应于现代工商业社会。经商已经成为实现“救亡图存”“经世济民”抱负的重要途径（2）；其次，“工”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的危机引发了“实业救国”的浪潮，近代的企业与企业家阶层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对于转变观念当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些曾获传统社会最高科举功名的士大夫从事一向被目为‘贱也’的工商业，由视工商为‘末务’向重视工商社会风气明显转变的一个确切标志。”这也标志着“那个时期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标志中国已经开始接受以财富确立人的社会身份这一观念。”（1）；第三，教育体制的变化。教育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中国传统的考试制度规定考试的内容为培养儒家的“君子”型人才而设，具有浓厚的人文伦理气息与道德教育色彩，它的功能是培养以德为主的通才而非以专业知识为主的专才，中国的体制所要求于官员的是为庶民树立道德榜样，故而金耀基先生说：“中国官僚治体具有很深的学术底性格，而此学术底性格则是以展现全幅的人文性格为主，重在圆通之知识，而不在一技之专长。”（2）到了近代，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教育内容必须改革，改革的具体内容则主要是加入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从1860年代开始，出现了新式学堂，而科举制度则由衰而亡（正式取消于1905年9月2日）。据统计，从1862年到1904年间，建立的新式学堂有40多个（3）这些学堂的课程中虽然保留了传统的人文科学（经义之学），但是新增加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内容。“各种学堂都开设了外语和近代自然科学技术课程，注意传播科技知识。……这样，近代西方的数理化、天文地理生物学等基础自然科学的知识，以及开矿、冶金、筑铁路、电报、造船、制军械等方面的工程技术知识，就都初步进入了中国。”（4）这当然不能不对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以及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以及其等级关系发生重大的影响。总之，由于形势的需要，洋务以后中国的自然科学知识总的说来还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自然科学人才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增长。
但是，我们似乎依然不能断言在近代，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已经科技知识与科技知识分子所取代。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需要兼顾中学与西学、道德伦理与科学技术，故而出现了一些新的混合型的精英，亦即合政治精英（官僚）、知识精英（学者）、企业精英于一身的社会阶层，如曾国藩、李鸿章、弈 、文祥、张之洞等，这与中国传统的官僚、地主、士人三位一体的精英模式是有所不同的。他们作为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的领袖，领导了中国早期的现代化。他们一般是“中体西用”拥护者，虽然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机械工业，用以“自强”；但同时维护中国的伦理道德，用以“立国”。李鸿章在60年代的时候就认为，只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即可强国，到70年代则认识到还要学习机械（但是即使这种对于自然科学以及经济外交的相当有限的重视，也常常受到保守派的抵制，并且连提倡者也自觉地把它限制在相当可怜的范围之内）。这样，我们似乎不能把这些精英简单地归入科技知识分子或技术官僚；其次，虽然商业、商人以及企业家的地位在近代有所提高，出现了精英结构的变迁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19世纪的后30年，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即“绅商”。 “一批开拓之士由此弃仕从商，‘士’、‘商’的界限已不那么分明了。”（5）这也就是所谓“士”与“商”之间距离的缩短或角色的混合。但是，这些所谓“绅/士商”顾名思义是从原来的人文知识精英兼政治精英（绅士阶层）转化为经济或商业精英。如孙家鼐是咸丰甲午科状元、陆润庠是同治甲子科状元，张謇为光绪甲午科状元。（6）据研究，“在早期近代民族资本企业中，由封建绅士分化出来的资本家居于重要地位。”各省商务局大多由这些原先的“状元”、“进士”、现在的商业或企业精英担任。（1）这与今天的商业/企业精英绝大多数从科技精英（理工科大学生研究生及研究人员）转化而来，或由科技精英兼任恰成鲜明的对比。

第三，新式学堂虽然出现，但新旧思想的斗争在教育体制的改革中依然十分激烈。改革并不顺利。1866年，文祥等保守官员奏请在同文馆中设立天文算学馆，便遭到倭仁、张盛藻等保守派的极力反对：“若令正途甲科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籍正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而安望其有事功哉”，“立国之道，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2）由于强大的反对势力存在，增加自然科学知识教育的建议（所谓“特设一科”）迟迟不能实现。这表明，自然科学知识在教育中的合法化是经过了艰苦斗争的。而且科技精英在同向官场的道路也并不顺利。直至1888年，总理衙门对各省以及同文馆的学生共32人特试以算学题目，才取中举人一名，而且仍然要反复强调“中体西用，中学为本”。比如1904年，张之洞等在负责修订学堂章程时还反复声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论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3）
总的看，洋务与维新时期中国的知识精英结构产生了重大变化，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也产生受到严重挑战；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认为科技知识分子已经入主中心。何况，这个转型的领袖与倡导者仍然是旧式的士大夫，而实际成为著名商人或企业家的也是一些原先转化而来的人文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依然是社会政治权力的中心，洋务与维新运动中的核心人物都是文人士大夫出身的官僚。同时，这时的各种新知识的传播与新的组织（如学会），也多以政治文化类的数量为多、影响为大。（4）

三、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
（现代）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否定了洋务派限于物质器用与技术层面学习西方的强国方案，以及维新派偏重体制的社会改造设想，倡言通过思想文化革命彻底地、不妥协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伦理道德。于是，文化救国、意识形态救国成为一代激进知识分子的共识。但是这种对于思想文化革命之作用、功能的近乎神话式的过高估计本身，恰好是建立在对人文知识的社会功能的夸大之上。也就是说，虽然五四精英在对待传统文化价值的具体评价上与“中体西用”论者（如张之洞辈）迥然不同，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与思维定势却是一样的：人文知识比科技知识更关乎国家、民族的兴亡，因而在知识的体系中居于更高的地位。这也就是所谓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路。
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路是林毓生先生在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主要用以概括五四时期激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当然他也指出，这种思维模式在五四以前的士大夫中就存在，如被称为第一代知识分子的维新派志士严复、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都十分重视精神力量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他指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同二十世纪初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但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专心致志的却是一个有共同特点的课题，那就是要振
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
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终将徒劳无益，无济于事。（5）另有研究指出，康、梁们把社会革命首先看成是思想意识的革命所以他们都十分重视佛学与王阳明心学。梁启超与章太炎甚至于认为：日本的维新也是得力于陆王心学。（1）而所谓“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所包含的基本信念即是：“文化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种强调必须先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革然后才能实现社会个政治改造的研究问题的基本设定。”（2）此处“思想文化”主要指“世界观”和“符号、信仰和价值体系。”（3）这两个层次从本质上看不是具体的经验知识，基本上即是本文所说的“人文知识”。

在这样社会文化环境下，偏主人文知识/知识分子的格局当然难以根本改变。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界非常活跃的时代，而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与舆论引导力显然要高于技术知识分子，象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风云人物都是人文知识分子。我们还可以举两个事实来作为证明。
第一个事实是，五四文化革命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而五四时期的“科学”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而发挥思想文化革命的功能，科学在这里已经发生了质变，已经极大地人文化、意识形态化了，流行于二、三十年代的唯科学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变质了的“科学话语”。在这种话语中，科学已经远不是知识的一个种类，而是被当作了解决自然、社会、人生、政治、道德等所有问题的万能药方。它远远不止是认识自然世界、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具，而且也是改造社会、建构价值理想与人生意义的唯一正确方法。当然，在当时来说，科学的最重要、最直接、最为人文知识分子所看重的是它的社会文化批判功能，它被当作了破坏与取代传统中国政治建制、道德伦理与生活方式的锐利武器。“反科学”与“陈旧过时”两大“罪状”在当时几乎就是死刑宣判。因而，五四时期的所谓“科学”更是一种社会批判的武器、一种人生观与价值观，甚至是一种新宗教。（4）在那场以“科学”的凯旋而告终的所谓“科玄”论战中，科学话语就是由于转化成了超级的、霸权化的人文话语而大获全胜的。这场论战实际上应该叫做玄学与玄学的论战，因为事实上，“科学”在论战中已经变成与与玄学同质的话语，它的胜利也不是科学话语对人文话语的胜利，而是一种人文话语（唯科学主义）对另一种人文话语的胜利。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真正的科学话语在当时实际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同样，科学话语的质变必然伴随着科技知识分子的质变，在科玄论战中站在科学话语一边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信奉科学万能的人文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等，另一类是把科学话语当作人文话语使用的科技知识分子，如丁文江、任文隽、唐钺等（也许心理学家唐钺不能算是典型的科技知识分子，因为心理学的学科归属不明），而实际上，论战中的丁、任、唐等已经不再是典型的科学家，毋宁说已经变成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极度夸大科学的社会文化作用的言论已经远离了近代真正的科学精神。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知识精英阶层的中心，恰好是因为这种角色的转换，而科学在与玄学论战中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人文科学界的唯科学主义整体氛围，以及当时思想界巨擘陈独秀、胡适等的支持。通过这场论争，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表现得最明显不过。
第二个事实是当时不少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弃科技从人文的专业转变过程，
如鲁迅、郭沫若、夏衍、李达等。单以创造社为例，该社的几员大将中，郭沫若原学医，张资平原学地质，成仿吾原学兵工，郁达夫原学经营。但他们后来都改学人文科学中的重镇－－文学。郑伯奇对个中缘由作了这样的解释：“ 他们所学和今后所从事的行道为什么差距这么远呢？如果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那就会毫不奇怪了。他们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正当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富国强兵的思潮风靡一时，……但在相当长的学习时间，国内外的形势在变化，他们不能不受相当的影响。特别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影响是深刻而剧烈的。这就使他们对自己以前所选择的道路不能不发生矛盾和苦闷。”（1）郑伯奇所说的“时代思潮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五四文化革命以前的实业救国思潮很快又被思想文化救国、意识形态救国所取代，创造社成员的转向与鲁迅的弃医从文从动机上说是一致的，而这种动机本身就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风尚。当时的知识精英普遍认为改造社会、振兴民族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唤醒民众，通过思想文化革命重铸国魂（梁启超所说的“新民”）而不是发展科技、振兴经济。人文知识分子藉此而占据知识精英地位是毫不奇怪的。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