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存在不同程度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主权弱势，这其中的原因体现从国际体系结构、国际体系进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体制等三个方面得到解释。面对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处于主权弱势的发展中国家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争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国际体系结构的力量分布状况，使结构不再完全为大国所操纵，以此消除结构和进程对国家主权的压力，从而更好地维护和实现主权。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发展中国家；          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学界有不少不同的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看作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亦即世界范围内各国成长中的经济通过正在增长中的大量与多样的商品劳务的广泛输出,国际资金的流动,技术被更快捷地传播,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现象。”①，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运动、融合、渗透的过程和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出现的一种现象,它是科技和社会生产力达到更高水平,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大大加强,阻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各种壁垒不断削弱,规范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国际规则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一种历史过程。”②也有的学者强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的一种运动过程,主要是将生产资源的配置已经越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这就要求各国更加开放,经济更加市场化,从而使得各国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大大提高,导致世界经济趋向于某种程度的一体化。”③虽然关于经济全球化定义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其共同点都是生产要素可以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及各国经济形成了紧密的互相依存关系。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 使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其内涵会不断扩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世界各国越来越深地被纳入不断扩大的、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达到空前的密切。不仅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的面貌，而且同样深刻地改变着国际政治的进程。作为经济全球化和推进和平与发展的基本主体，主权国家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冲击。经济“无国界行为”的扩展，各种国际组织功能与作用的不断增强，跨国公司的经济扩张及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涌现，都极大冲击着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国家主权的概念、范围、行使方式与保障形式等在不同程度上均将发生重大变化，国家主权已经并仍将受到经济全球化引起的严重的“侵蚀”。这些冲击与挑战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维护更为困难。在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阻挡的趋势之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认识国家主权，切实维护和保障国家主权，成为发展中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④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指20世纪40—50年代产生、70—80年代形成、90年代盛行的国际资本大循环、国际经济大分工和生产、贸易的一体化，及其对世界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因素是发达国家，主要动力是跨国资本(跨国公司)，主要国际机构是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价值追求是放开国家监控和管制、让资本和贸易(根本的是资本)自由流动。国家主权作为历史的产物，是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在国家权力观念上的必然反映，不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而独立存在。进一步说，除了作为经济基础对政治上层建筑的终极决定作用之外，经济全球化本身的影响和效应不仅仅限于经济生活领域，它在实际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寓意，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场政治和社会运动。罗伯特·赛缪尔逊（1999）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和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很有争议的过程。”①而作为经济全球化和推进和平与发展的基本主体，主权国家当然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这种冲击主要表现为：       （一）非国家行为体的增多及其权力扩大对国家主权的制约       1、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是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日益增多与作用日益增强相伴而行的。在现代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已经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超越国家之上的政治机构和国际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欧共体及欧洲联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拉美自由贸易区、中美洲共同市场、西非国家关税同盟、南美洲共同市场等世界性、区域性组织大量涌现，并同国家建立了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对国家主权产生了冲击和影响。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损害与威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硬碰撞”。其特点是国际组织采取的限制国家主权的行动与措施并不事先征得东道国的同意。例如:联合国如安理会决定在伊拉克设立“禁飞区”，对利比亚实施空中禁运，授权美国建立多国部队到海地“恢复民主”。联合国派遣的“维和部队”不仅执行着传统的“维持和平”使命，而且直接行使着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二是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软侵蚀”,其特点是国际组织的行动与措施一般事先征得当事国的同意。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将部分主权权利持久地转让给国际组织,或甘心让国际组织在该国暂时行使主权权利。联合国是国际组织在其成员国暂时行使主权权利的最突出代表,自1988年以来,联合国先后在纳米比亚、柬埔寨、索马里等国组织和实施国际监督下的民主选举。在上述这些国家中,联合国实际上行使着国家的主权权利,因为一国实行何种政体,以什么样的方式产生新政府,历来是国家主权管辖的事项。除了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对主权观念的制约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也越来越广泛地介入或影响世界、地区或某个国家的经济事务。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看，它原来的使命仅仅是监督国际货币体系，现在施加影响的范围则是全方位的。它鼓励巴西等相关国家的稳定化计划；它监督波兰等东欧国家预算的制定；它研究东亚一些国家市场化进程中的问题，并提供建议；它的负责人直言不讳地批评某些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过大，声称将根据裁军方面的举措来决定援助的数额等等。这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实力单薄的国家对强大的国际组织存在着资金、技术或管理上的依赖性，从而给国际组织介入国家职能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国际组织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进入到国际政治的运行轨道，并对国家主权和管理职能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此外，一些区域性组织，如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也都以部分经济管理职能公共化的形式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了主权的转移。欧盟更是通过高度的一体化实现了国家主权和管理职能向外部的转移，欧洲在推进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各单个国家有一个逐步将权力让渡给一体化组织的发展态势,各成员国的很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实际上已由欧共体来行使。国际组织的上述措施与行为,从根本上冲击了国家主权的绝对性。       2、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挑战。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的主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其影响也不容忽视。当今跨国公司已经发展为影响和左右世界政治经济过程的实力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它们的财力和能量甚至超过了一些中小民族国家②。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投资、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与东道国社会日趋紧密的联系，使国家的主权受到多方面的挑战、掣肘与冲击。首先，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主权的销蚀。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国家的属地管辖权形成了冲击。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模糊了国家的概念，导致了国家管辖权的斗争。跨国公司总是凭借其强大的实力，控制海外企业。运用转让价格与商业秘密为保护手段来谋取利润的最大化，总是企图摆脱或逃避东道国对其的监督与管理，有的则利用其控制的企业进行偷税漏税等非法活动，直接危害东道国的利益与属地管辖权。另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其在海外的大规模直接投资，控制着东道国的某些经济部门，垄断相应的产品与市场，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东道国的生产、消费、贸易、产业结构，影响东道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对东道国的经济自主权形成不同程度的冲击。跨国公司还通过承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转让先进技术，提供经济援助等方式向别国提出苛刻的先决与附加条件，直接挑战有关国家的主权。目前世界上至少有３—５万家跨国公司,其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绝大部分。跨国公司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对资金和技术的垄断,控制着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经济部门,甚至经济命脉,从而侵蚀着主权国家的经济主权。其次，跨国公司对政治主权的影响。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表现在通过经济干预进入政治领域。跨国公司以全球为其经营策略,为降低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最佳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资源配置能力和领土管辖权。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它们通过贿选、资助反政府活动和政变、制造经济混乱等手段，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它们还以投资建厂、提供贷款、提供技术为条件，提出种种要求，践踏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以发展中国家为母国的跨国公司，同样以其经济实力为后盾，影响着本国政府政策的制定，左右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跨国公司政治行为大体上可分为三种，即跨国公司母公司对母国政府的政治行为、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对东道国政府的政治行为、跨国公司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行为。跨国公司实施其政治行为的具体手段主要有四个，即政治谈判、政治合作、政治贿赂、政治游说。跨国公司通过上述政治行为的运作，对母国和东道国的政府施加影响，使其决策能够符合跨国公司的要求，有时甚至与母国政府勾结一起，有些跨国公司甚至通过收买或培养代理人的方法插手主权国家的内政,左右东道国的政策进程和经济政策走向。而面对全球化和发展本国经济的强大压力,主权国家不得不做出一定让步。因此，重新审视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我们在其身上发现了最为强大的垄断性和区域性。①  总之,全球化进程发展到现在,主权国家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还实施着它们的基本职责。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全球化的卡巴莱表演中,国家跳的是脱衣舞。在舞蹈结束的时候,它(国家)身上只剩下一块儿遮羞布,那就是镇压的权力。也就是说,在国家的物质基础被摧毁、主权和独立被废除、政治阶级被遗忘之后,它就会成为超级公司的安全服务结构……。”②因此,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能不关注国家的未来。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多极世界中,不能忽略跨国公司这一日益咄咄逼人的一极。       （二）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对国家主权形成的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尖锐，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粮食问题、债务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问题、极地深海和太空开发中出现的问题、人口问题、难民问题、毒品问题、核扩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早已越出国界向各处扩散，并在不断地恶化，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简言之，全球性问题就是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带有全球普遍性的不良影响和结果，并危及世界文明本身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全球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问题范围的全球性和解决这些问题努力的全球性。它们的解决已经不是一国或几国的能力所能为，必须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相互协作、通力合作才能解决。如国家对疆域内的自然界及其资源有着当然的主权，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完全属于主权范围之内的事务，然而，环境污染的扩散性和跨疆域性则侵蚀了他国的环境；又如一些发达国家在保护本国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时，利用资金优势滥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再如发达国家将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将污染物（工业垃圾、核废料）有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掩埋，破坏这些国家的环境。这些全球性问题突破了主权国家疆界的限制，模糊了内外事务的界限。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力的角度看这必然会威胁到主权国家原有的统治能力。例如，为了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处理国际污染和温室效应问题，国家除了采取一些重要的自我约束行为(如限制汽车尾气的排放量、限制发展省时省力的但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及污染严重的行业等)外，还要对国际性资源进行某种集中掌握，这就使国家的资源主权受到限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借解决问题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本不应接受的解决方案，甚至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不正当地介入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规划，这当然更是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侵犯。同时，各国为了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寻求合作还成立了国际组织或建立了一些国际机制。而这些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的建立正是主权国家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结果。他们一方面为各国的合作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法、手段和组织保证，另一方面也为这些组织超越国家利益去从事超越国家界限的活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此外，他们也可能被某些国际势力利用而对有关国家的主权造成侵犯。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还促使人们以崭新的思维方式认识当代世界，形成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界限，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意识。这种全球意识也会对传统的国家意识及主权意识产生冲击。正如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所说：“……全球化过程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③       （三）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实践对国家主权的侵蚀       当前，尽管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主体大量出现，并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使传统国家主权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但除了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主权的主体性侵蚀外，主权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受到的侵蚀则直接表现在世界经济、政治的实践中。如果说主体性侵蚀是对国家主权存在的价值基点的根本性挑战的话，世界经济与政治实践中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则是最为直接、也是最为显著的挑战。而且就目前的现实而言，对国家主权侵蚀最为严重的，并不是客观要求带来的超国界活动，而是那些借全球化之利而人为对国家主权施与的影响。具体地说，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实践中受到的侵蚀主要表现在：       1、能力性侵蚀，即对国家维护主权能力的侵蚀。这表现在主权国家政府在参与国际事务过程中，除少数大国外，大多数国家维护主权的能力都有所削弱，很难有足够的能力来处处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即使在本国的市场范围内，在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的情况下，国家也不太可能绝对保障自己在自然资源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绝对独立性。至于人权等领域，也很难使自己免受别国的指责和干预，至多只能把这种指责和干预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由于联合国在主权问题上态度取向的微妙变化，小国和弱国要切实维护自己的主权，面临的因难将更大。       2、意志性侵蚀。经济全球化在实践中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不仅表现在能力方面，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能一步步弱化国家维护主权的意志。出于根本利益的考虑，许多国家在许多时候，会主动或被迫的把主权置于第二位的考虑。意志性侵蚀的另一方面，则是强势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的主权国家，抑或通过能力性侵蚀损害别国维护主权的意志。实际上，在当前除了所有国家都坚持自己的独立地位，这一最基本的主权构成外，越来越少的国家仍然公开坚持自己的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传统绝对主权。②       4、结构性侵蚀。所谓结构性侵蚀是指，由于在国际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占据有利位置，力量强大的国家的国家利益具有对外扩张性，因而倾向于利用结构的力量奉行扩张性的对外政策，而对于弱小的国家来说，他们在国际上面临强大国家利用体系结构的力量向他们主权的挑战，使得他们处于国际体系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劣势地位。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结构呈现一种美国独霸的单极结构。美国因其明显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在国际力量结构中处于明显的上风，形成了“一超多强”的金字塔式结构状态。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约和抗衡力量，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美国可以肆意侵犯别国主权。处于金字塔第二层的大多数西方强国本身也有着侵犯弱小国家主权的传统，它们不仅不能构成对美国的结构性制约，还常常与美国结合在一起，使处于金字塔结构低层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有效抵御对其主权的侵蚀和干涉。       5、进程性侵蚀。所谓体系进程，主要体现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交往，及其所形成的国际制度。进程性侵蚀则主要表现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制度对国家主权形成的侵蚀。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动的。制定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要是发达国家。这就使得权力结构中的不平等和等级的继续存在难以克服，同时也为新的不平等和等级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发达国家在全球体系中具有先发优势，这种优势是长期积累而成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除了体现在物质力量上，更体现为对正在形成的全球规则的主导作用上。 现有的主要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全球性组织，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在内容和运作上暗含着对西方国家的倾斜，许多制度安排都未将发展中国家考虑进去。比如在世界贸易组织禁止出口补贴的原则下，对农产品的补贴却保持了一个例外。这主要是由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是农产品主要出口国。在取消数量限制原则下，发达国家对纺织品进口长期实行配额限制，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是纺织品的主要出口国。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导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被排除在世界决策机制之外，发达国家在制定国际规则时，总是在竭尽全力维护自身的主权利益，而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主权维护的不利地位。   二、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弱势及其原因   　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看，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地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状况看，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弱势状态，不占主导地位，更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并且这种地位在21世纪较长一个时期不会发生变化。在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强势及其攻势性的战略下，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独立地位而必须坚持自己的主权立场；另一方面，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及其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顺应，又不得不在西方的压力下被迫在许多时候和许多问题上作出让步，从而难以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主权维护的弱势地位。       （一） 发展中国家主权弱势的表现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主权弱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从发展中国家主权行使的范围和质量来看。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及其在国际规则、国际制度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地扩充着自身主权行使的范围和质量，通过诱导、说服或施压等方式把发展中国家置于其主导的国际机制运作、调整中的被安排地位，使其主权行使的范围和质量受到削弱。比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非洲有6000多家国营企业将近半数转入私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包括金融、能源、电讯、交通等部门大多落入西方发达国家手中。自由化浪潮也席卷了拉美，1998年7月，西方发达国家一次性干净、彻底、全面瓜分被看作是经济发展“命脉”的巴西电信产业，接着阿根廷80%以上国有企业被外资收购，秘鲁的14家电力公司，萨尔瓦多的全国电信局，危地马拉和厄瓜多尔的电信公司也都被迫出售。这样，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行使的范围在逐渐缩小。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全球化的攻势，使发展中国家政治主权同样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如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援助都被附加了十分苛刻的政治条件。20世纪90年代初期，西方发达国家在提供官方援助时新推出了两项政策，第一是把推进民主化进程作为经济援助的目的，第二是把民主化进程作为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基准。1991年4月日本政府发表“官方发展援助四项指针”称，在提供发展援助时，要考虑对方国家为推进民主化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同时，在发达国家的指导下，国际组织加速了对“民主政治”全球化的推进。1990年5月成立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就把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作为对其援助的条件。世界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初也把“改善治理”与提供贷款相联系，世界银行决定“作为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援助的机构，有必要为改善有关的治理而作出努力”。这样，在华丽辞藻下，把经济发展与民主化间接联系起来，为指责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和控制发展中国家政治主权提供了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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