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恰恰就在文化风尚由雅向俗转变的大明时期，鲍照随临海王子顼来到荆州。而荆、郢、樊、邓之间，则是产生《西曲》之地。元嘉末，隋王刘诞为雍州刺史，造《襄阳乐》；南平王刘铄为豫州，造《寿阳乐》。《襄阳乐》云：“朝发襄阳来，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较之长江下游地区的《吴歌》，其淫艳似一点都不逊色。本来就酷爱民歌的鲍照来到荆州一带，受到“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引《古今记录》）的别一种声曲的感染，很可能会激发他仿效和创作的冲动。
鲍照虽然不一定就是大明、泰始时期俗乐俗辞的倡导者，但是他的创作和因此产生的影响，却极大地推动了文人诗歌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发展，并且使它成为大明、泰始中诗歌的一种主要形态。鲍照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三
除了颜延之、鲍照以及王僧达、谢庄、汤惠休、刘骏、刘铄之外，活跃于大明、泰始时期的刘宋诗人，重要和比较重要的还有羊ｘｕáｎ＠(12)之(?-459)、袁淑(408-453)、张永(410-475)、何偃(413-458)、刘义恭(413-465)、戴法兴(414-465)、王微(415-453)、刘宏(434-458)、苏宝生(?-458)、吴迈远(?-474)等。袁淑与王微，以及已提到的王僧达，都列入《诗品》中品。萧子显将袁淑与谢庄并提：“谢庄、袁淑又以才藻系之，朝廷之士及闾阎衣冠，莫不昂其风流，竞为诗赋之事。”（《通典》卷十六裴子野《雕虫论》之后引）可见大明、泰始中袁淑与谢庄一样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袁氏今存作品不多，不详论。
卒于齐、梁，而在大明、泰始中已有相当成绩的诗人，有齐高帝萧道成(427-482)、道猷上人、檀超(?-480)、谢超宗(?-483)、孔ｈｕàｎ＠(13)(?-494)、张融(444-497)、卞彬、谢ｆěｉ＠②(441-506)、沈约(441-513)和江淹(444-505)等。研究文学史，通常根据作家和诗人的卒年而将他们划归于某一朝代，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南朝朝代更迭频繁、周期又短，不少人经历两个甚至三个朝代，像谢ｆěｉ＠②、沈约、江淹等都历仕宋、齐、梁三代。沈约和江淹都是在他们二十岁左右就开始创作生涯的（注：沈约生平及作品系年，详陈庆元《沈约事迹诗文系年》，见《沈约集校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江淹及作品系年，详曹道衡《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见《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就是说，他们在大明时期已经有作品问世。如果人们仅仅把沈约、江淹当作梁代或齐梁作家、诗人而忽视对其宋末作品的研究，那么，对沈约、江淹的研究肯定是不完全的，对大明、泰始时期文学的研究肯定也是不完全的。
沈约、江淹都在大明间开始文学创作，而江淹成名则比沈约早。据《诗品》中，沈约成名在永明中，而稍早齐武帝就曾经问过王俭，当今谁五言诗作得好，王俭回答说：“谢ｆěｉ＠②得父（指谢庄）膏腴；江淹有意。”（《南齐书?谢瀹传》）今存江淹的作品绝大部分作于永明之前，尤其宋末。沈约宋末所作的诗歌，现存的不多，故本文只讨论江淹。
大明、泰始中的江淹，他既不像檀超、谢超宗等七君祖袭颜延之，在诗中用大量事典，弄得作品有类书钞；也不受鲍、休美文的影响，花很多精力去写俗艳之诗。钟嵘说江淹诗体总杂，善于摹拟，固然对江淹的诗较缺乏个性有不太满意的一面，但也有肯定他融汇各家，吸取众长的一面。通过摹仿和学习，江淹试图找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创作路子，尽管他摸索的成绩不一定非常巨大，但他的诗用了较多楚骚的意象，也较有深意，仍然形成有别于其他诗人的特色。
隋唐文人，往往将江淹与鲍照并称，甚至有“江鲍体”之名（注：王通《文中子?事君篇》：“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杨炯《王勃集序》：“继之于颜、谢，申之以江、鲍。”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集论》：“搴琅ｇāｎ＠(14)于江、鲍之树。”杜甫《赠毕四曜》：“流传江、鲍体。”白居易《与元九书》：“江、鲍之流，又狭于此。”）。江、鲍并称，原因之一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年代比较接近。江淹开始创作，在鲍照去世前两三年，与谢灵运去世时鲍照开始写作相仿。二是他们的诗风有相近之处，王通说鲍照、江淹“文急与怨”（《文中子?事君篇》），“急”、“怨”，虽有贬损的含义，但如果对照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所云：“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急”则与“力”义近，或即钟嵘《诗品》评鲍照的所谓“驱迈”、“骨节”，指江与鲍同样具有比较强健的笔力和气势；“怨”则与“愁”义同，指江、鲍作品内容多以愁怨见长。大明、泰始中，江受鲍的影响还是有迹可寻的。
江淹毕竟比鲍照晚出生三十来年，我们来看他那首作于泰始六年(470)的《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诗：
广成爱神鼎，淮南好丹经。此峰具鸾鹤，往来尽仙灵。瑶草正翕＠(15)，玉树信葱青。绛气下萦薄，白云上杳冥。中坐瞰蜿虹，俯伏视流星。不寻遐怪极，则知耳目惊。日落长沙渚，曾云万里生。藉兰素多意，临风默含情。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幸承光诵末，伏思托后旌。
此诗与鲍照《登庐山》题材相类，鲍学谢灵运未免微伤雕琢且稍有板滞之憾，而此篇则较为自然流动。鲍照早期诗作的写景还没有完全脱离“尚巧似”，而此诗“绛气”一联，“亦极体物之奇”（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卷一）。不仅如此，江淹此诗虽体物却又不局于物，“日落长沙渚，曾阴万里生”，由庐山而及长沙，由眼前而及万里，“兴会超妙”（王士ｚｈēｎ＠(16)《带经堂诗话》卷三）。这样写景，和元嘉时期的重朽似相去已较远，而和稍后永明则较近。类似的句子，还有“平原忽超远，参差见南湘”（《侍始安王石头》）；“岁彩合云光，平原秋色来”（《步桐台》）（注：“平原秋色来”，还为岑参《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上句所本。）；“楚关带秦陇，荆云冠吴烟”（《秋至怀归》）等。视野开阔，目通万里，鲍照大明、泰始中诸作，例如前引《登黄鹤矶》也不见得有此种写法。传说江淹早年笔成五彩，看他《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和赴荆州诸作，以及元徽间赴建安诸诗（注：江淹建安诸诗的讨论，详陈庆元《以五色之笔绘碧水丹山——江淹入闽之作考论》，见《中古文学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意象都比较鲜明，比起鲍照山水行旅诗阴晦的色调，江淹诗也就显得比较明丽了。叶燮用“韶妩”（《原诗?内篇》上）二字概括江淹诗，恐怕多少也是基于这种认识。
四
继大明、泰始之后，是永明新体诗的出现。什么是永明新体诗？《南齐书?陆厥传》云：“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萧子显的定义强调了永明体的核心——声律，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这样概括似还不能完整地反映永明新体诗的全貌。依笔者浅见，永明体是一种讲究四声，体制比较短小，文字比较自然清丽的文人抒情诗体。如果我们这样描述大抵不错的话，那么自然会发现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心目中那种理想文体是非常接近于永明体的：
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
在萧子显看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只有那些有一定先天秉赋、且有史传知识者，才能成为诗人。作诗应该有感而发，让情思自然流出，而不应预先构建，为作诗而作诗。这是一般原则。萧子显还认为，好诗应语言简洁明了，易识易读，不应冗长拖沓，雕饰过分。诗还应讲究声律，石温玉润。文人作诗，还应吸取民歌民谣的长处，以做到流畅圆转。诗既不能过于典雅，也不能过于鄙俗，关键是能抒发胸怀。所有这些，几乎都涉及到永明新体的特点。
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萧子显理想文体的提出，是在论述当代流行的三种文体之后所做的一个小结。理想文体，吸收“三体”之长，扬弃各体之短。如果我们关于理想的文体是非常接近永明体的推断大致不误的话，那么，在萧子显看来，永明体的形成是离不开“三体”的，也就是说，永明体是在吸收“三体”之长，扬弃“三体”之短的过程中再加上自己的创造而成就的。萧子显所论“今之文章”“略有三体”是：“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此体源出于谢灵运。“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傅咸、应璩近似此体。“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此体以鲍照为代表。
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全力写山水诗的诗人，而且开创了中国山水诗派。谢灵运的山水诗对永明诗人谢ｔｉǎｏ＠①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大明、泰始诗坛的状况及其诗风的嬗变，所以关于大小谢山水诗的承转关系，这里就不再加以讨论（注：可参考陈庆元《从“池塘生春草”中来——论谢ｔｉǎｏ＠①对谢灵运的继承和发展》，见《中古文学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一、三两体的代表诗人分别是谢灵运和鲍照，他们都是刘宋时期的诗人，对萧子显来说都是较为晚近的诗人，而为什么第二体偏偏看中时代较早的魏晋诗人傅咸和应璩呢？我们知道，萧子显论诗十分讲究“新变”，谢灵运一体是江左以来的新变之体，鲍照一体是元嘉以来的新变之体，故被特地拈出。“缉事比类”一体，并非江左、元嘉以来新变体，故不从近代推出代表人物，而上溯到魏晋。如果根据钟嵘所说，“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其根源在颜延之、谢庄，那么，大体上可以认定颜延之和谢庄在近世是此体的代表人物，至少是与此体近似的代表人物。本来文学观念不太相同的钟嵘和萧子显，却在反对过分用事这一点上看法很相近，都批评得相当激烈。不过，颜延之、谢庄繁密的用事在当时能产生“化之”的效应，恐怕不能仅仅从负面的影响来考虑这一问题。在诗歌发展过程中强调用事，哪怕有时强调得过了一点，是不是仅有百弊而无一利？从曹丕组织编写类书开始，中国古代诗歌便走上自觉用事的时代（注：《诗品》中“魏侍中应璩”条：“祖述魏文，善用古事，指事殷勤，雅意深笃。”亦可反证曹丕雅好古事古语。）。颜延之等用事繁密应该是中国古代诗歌用事发展的一个阶段，也即南朝元嘉诗歌向永明衍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颜延之诗用事繁密而且精深，增强了诗歌的密度和深度，故能与谢灵运各自“擅奇”（《南齐书?文学传论》）一时。齐、梁文学家都很重视诗文的用事，《文心雕龙》就特设《事类》一篇加以总结，刘勰云：“综学在博，取事贵约。”颜延之“综学”不可谓不博，而问题却出在未能在“约”上下功夫，所以不免有“拘挛补衲”（《诗品序》）或“职成拘制”、有失“清采”（《南齐书?文学传论》）之弊。永明体代表诗人沈约认为文章当从“三易”，沈约等人并不像钟嵘那样猛烈指责诗歌的用事，而提出“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颜氏家训?文章》引）的主张，加上易识字，易诵读，这实际上就是萧子显所说的“言尚易了”。当然，沈约等人也不是学而不博的市井诗人，沈约、谢ｔｉǎｏ＠①、萧衍等永明诗人也都善于积累事典。史传上曾记载沈约和谢ｔｉǎｏ＠①同问崔慰祖地理事十余条（详《南齐书?崔慰祖传》），萧衍与沈约争记栗事（详《梁书?沈约传》），萧衍策问刘孝标锦被事（《南史?刘孝标传》），都说明他们学问也并非不博，“在参之史传”方面，本领还是有的，问题只在于事典是在什么时候用和怎么用而已。钟嵘、萧子显能看到颜延之用事繁密使诗歌失于流畅的不足，沈约等人当然也可以看到这一弱点。用事由繁密趋于简洁，钟嵘、萧子显的贡献是在理论方面加以阐发，而沈约等人的贡献则是在实践上进行探讨，这无疑都是很大的进步。不过，人们在看到这一进步的同时，不应忘记颜延之及其他大明、泰始诗人在用事方面做过的努力。
《诗品》将谢庄与颜延之并称，其实，作为大明、泰始诗人的谢庄，对永明诗坛的重要影响可能是在声律方面。《诗品序》引王融的话说；“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王融拟撰《知音论》，对前人有关声律的认识肯定精心研究过。尽管我们今天找不到谢庄论述声律的有关材料，但是比起范晔，他的活动年代与王融更加接近（注：谢庄去世的次年，即公元467年王融出生。详陈庆元《王融年谱》，见《六朝作家年谱辑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可以肯定，谢庄对声律的认识对王融撰写《知音论》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和启发。假如钟嵘所说，王融是声律论的首创者有其根据的话（注：《诗品序》云：“王元长创其首，谢ｔｉǎｏ＠①、沈约扬其波。”），那么，谢庄对永明声律说的形成作用就更大了。
鲍照是元嘉诗坛向永明诗坛过渡的一位至关重要的诗人。照萧子显“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的理论来分析，鲍照的俗体诗是江左以继谢灵运之后的又一次“新变”，鲍照也是继谢灵运之后一位雄踞诗坛的人物。萧子显还把鲍照、汤惠休与颜延之、谢灵运并提：“颜、谢并起，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明确指出大明、泰始中突出于诗坛的是休、鲍。“标志”，不仅可以解释为高出于世，而且还有作为一代表识之义。孙绰《游天台山赋》：“赤城霞起而建标。”李善注：“建标，立物于表识也。”萧子显对流行的三种诗体各有褒贬，他评鲍照一体说：“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通常认为这是批评的话，无疑是对的。但是，“倾炫心魂”——炫人眼目，勾人魂魄，读者的接受和反映也是一种评价，社会效应似也不容忽视。萧子显在论及理想诗体时，以为要做到“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就是“杂以风谣”，而鲍照正是从元嘉到永明之间诗学风谣最成功的代表。钟嵘论诗，重雅轻俗，他说沈约“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多少有些瞧不起的样子，究其原因，就是沈约诗“宪章鲍明远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轻怨”（《诗品》中）。其实，不仅是沈约，永明其他诗人，如谢ｔｉǎｏ＠①、王融、虞炎等都有一些轻怨之作，他们也不同程度受到鲍照俗体诗的启示影响。至于艺术技巧方面，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语言流利，篇章趋于简短，发端和兴象的讲究外，这里还要补充说一说“雕藻”的问题。鲍照诗的雕藻，刻画得最精工的可能是作于孝建、大明中的《玩月城西门廨中》，这首诗影响所及，不仅仅限于南齐永明，整个齐、梁诗坛咏物诗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以至白居易《与元九书》还把其中的“归花先委露，别叶早辞风”二句看作宋、齐、梁风花诗的代表。而像鲍照的“乳燕逐草虫，巢蜂拾花萼”（《采桑》），更为谢ｔｉǎｏ＠①“青蛉草际飞，游蜂花上食”（《赠王主簿》）直接承袭。
南朝宋初至梁初沈约谢世，其间约九十年。由元嘉体到永明体，诗歌从古奥却又未免有些蹇碍的古体过渡到清畅流利、讲究声律的新体，假如中间没有大明、泰始，假如中间没有颜延之、鲍照、谢庄和（早期）江淹等一大批诗人的探索和努力，那么，南朝中后期诗歌的进程，将不一定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从一种诗体演变成另一种诗体，从一种文学现象演化为另一种文学现象，常常要经过一个准备阶段，或者经过一个中间环节，深入精细地研究这种准备阶段或者这类中间环节文学的嬗变，对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来说是很有必要，而且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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