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世史学”的天空群星灿烂，司马光及其所编撰的《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 》)则是其中最明亮的一颗。宋末元初的学者胡三省(字身之)以《通鉴》为文本，撰著 《资治通鉴音注》(以下简称《通鉴注》)发扬了司马光“经世史学”的精神，将评注史 书的学问推入新境界。但这颗对宋代“经世史学”具有总结意义的新星，长期被浮云遮 蔽，直到上世纪40年代，史学家陈垣(字援庵)先生撰《通鉴胡注表微》(下简称《表微 》)，《通鉴注》才显现出光辉。
　　援庵先生遭遇沦陷敌后之痛，深感胡三省的爱国情怀及学术抱负与己相通，遂以《通 鉴》及《通鉴注》为文本，作《通鉴胡注表微》。他在《通鉴胡注表微?小引》中说： “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今特辑其精语七百数 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万言 。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已。”在指出《通鉴注》是 “经世”之著的同时，说明自己的著述也是为“经世致用”。
　　笔者以为，《通鉴胡注表微》在继承经世史学传统的同时，还为今人提供了“经世史 学”的现代形式。面对眼前考证独秀的史坛，重读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对我 们今天如何治史，应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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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规模宏大，其目的却不复杂。其一，为皇帝提供历史经验 。其二，为读书人提供简明的历史读本。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他即表示将“略 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沉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 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1]在呈进《资治通鉴》的《进书表》中则申明：书中“专取 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内容，可使皇帝“监前世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 ，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慎重说明其书可为现实政治提供镜鉴。
　　以司马光之勤学，“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或南北史，或未尝 得见，或读之不熟”。[2]等而下之者又怎样呢?刘恕在《通鉴外纪》的序中说：“本朝 去古益远，书益繁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 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 惰。庄子文简而易明，玄言虚诞而近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浸微矣。”可 见，史书难读，已影响到当时的学风。有感于此，司马光表示：“《春秋》之后，迄今 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余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 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迄五代， 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3]他将撰著史书视为培 育学人，扭转学风的必要手段，目的当然还在于“经世”。
　　司马光在神宗时期与王安石的政治斗争中，是个失意者。他执着坚持重农、简政的思 路，因而对王安石主张加强官营商业与强化财税政策持否定态度，对王安石改革的负面 影响也看得多些。于是，在《通鉴》中，他就不仅选取了不少保障民生的史例，还以“ 臣光曰”的史论形式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意见。《通鉴》以“陈古证今”的形式，蕴含着 更为现实的政治指向。这在《涑水记闻》一书中，则有更明确的体现。[4]司马光治史 ，始终是紧扣“经世”这一主题的。
　　《通鉴》“陈古证今”而有经世的效果，与司马光在编撰中特别注意以下几点有关：
　　第一，据撰著目的与体例确定陈述内容。司马光确定其读者为皇帝及社会政治精英， 又以编年为史书体例，故《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 戒者”，即以涉及政治得失、制度优劣、百姓疾苦、社会风气的史事与言论为主要内容 。对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等，则多略去。
　　第二，力求论必有据。司马光注意通过对史实的具体描述与评论，将自己领会的“仁 学”本质表现出来。如在记述荀之死后，复加评论，评论举孔子称管仲之仁“ 大济生民”，而论证荀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6]言必有据，使其 论说具有说服力。
　　第三，书“考异”以见存真求是。《通鉴》成书后，他再作《通鉴考异》，以证明他 没有盲从前人，更没有篡改史实，在《通鉴》中勾勒的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去伪存真的 细致筛选。这便是《通鉴》能发挥其功能的支撑点。

陈先生指出：“古人通经以致用。温公论唐事，而身之以为‘为熙、丰发’，陈古证 今也。”[5]陈先生在这里所说的“陈古证今”四字，即是他对“经世史学”一种基本 形式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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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三省继承司马光“通史致用”的精神，用一生精力完成了《通鉴注》。他在《通鉴 注》中不仅训音义，考地理，释制度，正谬误，补遗阙，还发议论，抒感慨，在考据与 注释的形式中，蕴含着“经世”的理想与抱负，有着“陈古证今”的功能，为注史之作 开创了新局面。援庵先生身陷敌后时，“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时的心情，感叹彼 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 《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 胡注表微》二十篇”。[7]陈先生用这段文字说明自己不仅叹赏《通鉴注》的创新之举 ，更赞赏《通鉴注》有“陈古证今”的效用，而身世相近，心情相通的感慨，使自己不 能不继《通鉴注》而作《表微》，以“陈古证今”也。
　　陈先生重视《通鉴注》“陈古证今”的功能，与他的人生选择相关。他由早年的反清 志士转而学医救人，再由从政到研究史学，救国拯民的行为从重实际而向“立言”转化 。自1917年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而蜚声海内外后，他治史始终未离“事功”的目的 。刘乃和先生说，“他(援庵)原治乾嘉之学，以考据为主；后治经世之学，注意事功； 北平沦陷时，著重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以尽报国之道，《表微》就是这时所写的 代表作”。[8]可见陈先生因治经世史学，而有在国难中读《通鉴注》，作《表微》的 激情。
　　刘乃和先生描述援庵先生写作《表微》时的心情说“写胡三省唏嘘、长叹之情，正是 我援师的痛心悲戚之处；写其亲闻、亲睹、亲值之事，也正是我援师所亲身的经历；写 其自况、自寓、鉴借之言，也正是我援师自勉自励的话语。”[8]援庵先生在写作中， 已将自己与胡三省融为一体。然而，胡三省抱忠忱关爱之心，以考订史实“经世”的苦 心，被湮没、误解了600余年。陈先生既与胡氏有异代同悲之感，对此焉能不生叹惋之 情?他在《表微?解释篇》中感叹：“《鉴注》成书至今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 埋于若无若有之中；后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之名之下，身之可谓真隐矣。”这是以胡 氏被人误解为例，提醒后学应务必注意经世史学家在“陈古证今”的形式下，发挥的是 经世作用，不能单论其考据的成就。这自然也是夫子自道。
　　《表微》既以“陈古证今”的形式求经世目的，在考证的形式下便闪耀着经世史学的 特点：一是“未尝忘情政治”。陈先生说：“身之生平不喜滕口说，不喜上书言时事， 国变以后，尤与政治绝缘，然其注《通鉴》，不能舍政治不谈，且有时陈古证今，谈言 微中，颇得风人之旨，知其未尝忘情政治也。”[9]二是反对读死书。胡三省在《鉴注 》中一再引庄子语，讥讽读死书是只知“古人之糟粕已矣”，对此，陈先生揭示其含义 说，“为读书徒考古而不能验诸今者戒也”。[10]三是为劝戒之用。陈先生说：“劝戒 为史家之大用，古所贵乎史，即取其能劝戒也。”四是寓理想于考据中。胡三省说，“ 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 之鼠，各充其量而已”。陈先生有感而发道：“《通鉴》之博大，特于此著明之。清儒 多谓身之长于考据，身之亦岂独长于考据已哉!今之表微，固将于考据之外求之也”。[ 11]五是务求史实之真。陈先生在《表微?考证篇》中表彰胡氏，“《考异》有误，不 为之讳，胡注所以为《通鉴》功臣”。又说，“身之常提示学者以察虚之道，明书之不 可尽信也”。即是在显示“表微”也以求真为基础展开。
　　彰显这些特点，是陈先生撰著《表微》的学术主题。他为突出这个主题，在《表微? 解释》篇中强调：胡三省“曰‘务立大义’明不专为破碎之考据也”。但他又提醒说： “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 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12]对处理“立大义”与“考证” 的关系，进行了解释。由这两段话，我们可以将他要揭示的规则表达为“寓价值追求于 考据中”。稍具体点，即史家应以高尚的价值取向关照历史；遵循史学方法经考证而把 握“古”之真相，然后“陈古证今”，将自己的价值观表而出之。

读《表微》，可以体会到“寓价值追求于考据中”的规则，对读“书”(含文字以外的 历史遗存物)有很高要求。“读书”既是考证的起点，又是提高史家价值追求准则的有 效途径。陈先生于《表微》中，不经意地就显示出他本人读书博、准、通、细的程度。 如255部参考书目，展示出他所读之“博”。在《表微?辨误篇》中提示“遇有疑难之 字，翻阅字典，尚须详观上下文义，求一妥当之解释”。警告说“望文生义，训诂家大 病”。又说“然标点句逗，亦岂易言哉”!还特别提醒，读书应注意音韵。就显现出他 为读“准”所作的思考。全书中考证史源，辨明文字的正讹与本义，讲述制度的流变， 解释前人文字的立义，揭示利用考古发现的意义等，体现出会通历史材料的功力。由《 表微?本朝篇》中能确指《通鉴注》何处始见“我朝”、“我宋”等，令人信服他读书 之细。
　　由陈先生的示范，我们知道经世史学的大师是读书读到博、准、通、细的程度，才真 正把握了目录、版本、校勘、辑佚、年代、避讳、史源等史学分支学科的精髓，运用校 勘、避讳、考证、辩误等方法作考据才如此得心应手。欲实践“寓价值追求于考据中” 的规则，不读书者，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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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微》的精神主题则是爱国主义，陈先生是如何立此“大义”呢?在《表微?出处篇 》中，陈先生举了一例。他指出司马光、胡三省都引用了《后汉书?方术传?(樊英)》 ，但二人引叙详略取舍不同。他解释说：“温公以其(樊英)言慢上，故不载；身之则有 感于当时之贱士，故先严衍而补之，所以振逸民之气也。”这是认可史学家在描述历史 时，可根据个人经历与价值观取向对历史材料作剪裁。他相信“温公、身之，易地则皆 然”，则是相信经世史学家总是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提出问题。他提示说，“学者观二 家之弃取，则知史之为用广矣，考据云乎哉”!这便是重视史学家以其时代与价值观为 导向，去寻求与历史客体的沟通、交流。有这种沟通、交流，才能在“陈古证今”中发 挥经世功效。他自己也正是这样：“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 ，推重昆山顾氏；今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 《鲒@①亭集》，以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13]陈先生提倡“ 有意义之史学”，就是感受时代的呼声，站在爱国的立场，观察今天，认知历史，寻求 中国历史走向的特点，用经理性解析的历史来启发当代人。
　　于是，我们在《表微》中看到，陈先生的价值观念是与时俱进的。他的爱国情怀虽与 前代史学家相通，对国家、民族的理解却经过现代政治伦理的审视。传统的爱国情怀由 此而有当代的意义。
　　陈先生从现代政治理论出发，故不甚重视一姓一家独据之国的兴亡，而将民族的存亡 放在首位。在《表微?劝戒篇》中，他说：“古之所谓亡国。大抵一姓之兴亡，等于政 权更迭而已，唯灭种乃真无噍类矣!”他在观察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时，更注重政府是否 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他说：“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夫国必有 可爱之道，而后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 人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又强调“民心者 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善恶为依归，夷夏之防，有时并不足 恃，是可惕然者也，故胡注恒注意及之”。[14]
　　陈先生所强调的民族观也具现代性。在《表微》中，因所用文本的关系，不能不在涉 及民族及民族文化整合问题时，有“变夷为夏”等字句，但他对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取 赞赏态度的。胡三省在《通鉴注》中说，前秦国亡而氐族“其种实繁”。他在《表微? 夷夏篇》中评论道：“国与种之别，此条甚为明显。经若干年，语言文字，姓氏衣服， 乃至血统，与中国混而无别，则同为中国人矣，中国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即认为民 族融合使中华民族增加了活力。对近世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则以平等为参照标准。因而 他对被迫去国者与降敌者态度有别。在《表微?边事篇》中，他说：“中国人仕外国者 ，古有之矣，苟不戕贼祖国，君子所不弃也。且仕异国与仕敌国不同，仕异国者客卿耳 ，仕敌国则降虏也。”他认为凡以平等、友好态度对待我族者，不仅可共处，甚至可为 其服务。在中华民族求独立与自主的关键时刻，强调民族独立与自强而不忘“国际主义 ”。陈先生在“陈古证今”中，表明了自己对现代民族关系的认识。

《表微》中引历代忠义气节之士的言行及相关评论甚多，可援庵先生不是从臣民的角 度谈道德与爱国的关系，而是特别提倡人格自尊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他在《表微》中多 次感叹胡氏是真隐士。于《表微?出处篇》中，特意指出胡氏“隐德无能名”，是“不 标榜不依傍门户”的结果。嘉赏胡三省爱国；有学；人格亦高。他说：“以苟且为明智 ，则凡偷生者皆可借明哲二字为护符，此生之无意义者也”。又说：“父母不欲其子就 死地，私情也；为国而至于死，公谊也。公谊所在，私情不得而扰之。”[15]强调人在 生死大节面前应有取舍，有把握。
　　由此，更推而论之，先生亦认为司马光、胡三省虽以考证见长，但他们得以传名永远 ，是他们坚持了内在的人格自尊，内在道德的外释化为燃烧的爱国热情，他们才有不能 自已的现世关怀，这种关怀使他们成为史学大家。援庵先生在《表微》中要宣示的精神 主题，最终落实到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层面。他的爱国主义，是充满历史感而又具 现代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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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生以现实的动机，观司马光、胡三省“二家之弃取”，最终为“经世史学”提供 了近代范本。这个范本不仅再次证明史学家的现世情怀会导致史学家走向“经世史学” ，还证明了“陈古证今”是“经世史学”发挥其功能的重要形式。陈先生研究眼光关照 的是自己的时代；是为同时代人提供思考现实的历史材料；但这个材料是他经过阅读、 考证再参照价值理念，用心咀嚼过的，他对材料的解释、评价，既为当时人提供了一种 认识、使用历史材料的视角，又直接提供了解惑的事例。他所投身的史学，就是近代化 了的“经世史学”。
　　陈先生的史学追求，反映着他那个时代多数史家的共同心愿。当我们叹服陈寅恪先生 在《柳如是别传》中展现的考据功力时，也会强烈感受到这仍是一部“寓价值追求于考 据中”的经世之作。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不能自已地说“夫三户亡秦 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透露出他写《柳如是别传》的动 机，就是以写红妆而观察明末政治与士人之道德取向，求“陈古证今”的效果。其学术 主题未离经世史学的规则，精神主题仍指向爱国主义。陈寅恪先生在书中对明末社会变 迁及人的抉择也有解释、评论、感叹，惟恐读者不能知其中微言大义。可见，时下被称 为“新考据学派”的大师，是直追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宋代史学。
　　令人感叹的是，大师的追求，目前有些空谷绝响的意味。这可能是因不少治史者将“ 陈古证今”的形式与一度声名狼藉的“影射史学”相联系，在治学中尽量回避“陈古证 今”这一形式所至。刻下不少考据性论著中只有考证是否精确的问题，不再有“微”可 表。不少史家冷静地离开了当代热点问题，而将严肃的历史思考交给艺术家去“戏说” 或“影射”。叫喊多年的“史学危机”因考据学的繁荣而止息，但历史学却因此而在文 化领域不可挽回地边缘化、再边缘化。
　　为何二陈的“陈古证今”之作至今还闪耀着光辉?而被称为“影射史学”的许多论著都 被视为学术垃圾?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大问题。在这里不可能再展开，但笔者愿意 粗略地将重读《表微》而得的体会说出，以供同仁批评。从形式上说，“经世史学”与 “影射史学”确有形似之处。但本质的区别有：第一，“经世史学”对史家的主体性有 德、才、学、识的全面要求，如提倡史家对历史应有真感受，在关怀现世、思考当代时 ，应讨论历史学的真命题，说出认真思考的话等。“影射史学”则拒绝对历史有真的感 受，力图将非历史学的命题强塞给当代人。第二，“经世史学”提倡史家将其论述主题 的历史材料尽量全面、真实地提供给读者。运用历史材料应遵循史学规范。“影射史学 ”则阉割、歪曲史料以就其论，无规范可言。第三，“经世史学”家的经世目的远大， 注意发掘历史纵深中的文化积累及在当代的影响。“影射史学”则以服务权威，哗众取 宠为满足。这几点了无新意，但可以大致将“经世史学”、“影射史学”区别开。笔者 以为，史学家因忌讳“影射”而又不知如何“经世”时，只能以擅长考据自喜。只有明 白二者形、质的区别，才能真正走近二陈那样的大师。

重温陈垣先生的《表微》，了解他治史的目的与方法，是使今日史学再显其学科价值 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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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劝戒篇[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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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M].
　　[13]陈垣.通鉴胡注?陈垣来往书信集[M].
　　[14]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民心篇[M].
　　[15]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民心篇[M].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土右奇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