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误判对误判
在中国申请加入WTO过程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贸易问题上。中国代表龙永图，石广生，吴仪等人都是经贸方面的专家。在每一个贸易关税细节上，他们和美国贸易代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反复谈判，确实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功不可没。但是在金融问题上，中国人却表现得异常大度，非常干脆地答应了外国提出的条件：自中国加入WTO之时起，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外币业务的限制；两年之后，允许外资银行可以对中资企业经营人民币业务；五年之后，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没有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
如果不是专业人才，很难理解这些条件意味着什么？
也许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觉得中国的金融体系固如金汤，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都巍然不动，加入WTO自然也不成问题。最好笑的是，那些外国谈判代表也被我们的慷慨给“镇”住了。似乎双方都没有对金融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也许谈判双方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过高估计了中国的金融实力。
什么是中国面临的潜在的危险？自然环境保护问题？台湾问题？美中关系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列出一张单子出来。在近期内，这些问题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在加入WTO之后，就是在汽车、通讯、电影行业出现一些问题，也都是局部的问题。有点麻烦，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至于产生颠覆性的冲击。惟独在金融业，不出问题则已，一旦遭遇危机就要命。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外国人就发现了一个要害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在对外开放金融上表现得如此大方？这个问题外国人不明白，我们中国人也不明白。某些学者发出的警告信号基本上没有得到官方和媒体的重视。
(二) WTO对中国金融的冲击
究竟中国入世以后对金融的冲击有多么严重？
(1) 优质客户改换门庭，导致国有银行严重亏损。
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资银行的种种限制将逐步取消，国有银行将随之丧失其传统的垄断地位。和国际上著名的银行相比，国有银行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根据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世界上最大的20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平均为11.52%。可是，按照2000年9月统计，工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4.57%，农业银行为1.44%，建设银行为3.79%，只有中国银行达到标准，为8.5%。在2000年世界前20家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为3.2%，中国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都超过了20%。除了在资产质量和信誉上的差距之外，外资银行的商业服务功能也全面超过国有银行。外资银行大多实行混业经营，集商业银行、投资、证券、保险于一身。与严格分业管理的中资银行相比，它们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的金融服务，满足客户多元化的业务要求。由于外资银行在信誉和服务质量上都比国有银行高出一筹，一旦允许他们经营人民币业务必然会与中资银行展开激烈的优质客户争夺战。中资银行将眼睁睁看着许多优质客户被外资银行拉了过去。
有人说，外资银行根本没有能力到内地去设营业网点。四大银行有几十万个营业网点，遍布全国，就是让给外资银行几百个也无碍大局。实际上，即使请外资银行到内地去设立营业网点，它们也不一定去。并不是它们慈悲大方，而是在这些经济尚欠发达的地区没有多少油水。银行的利润主要来自于优质客户。从利润的角度来讲，一个优质客户没准可以顶几百、上千个小客户。中国大部分金融业务和绝大部分优质客户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只要外资银行把北京、上海、广州的优质客户拉过去一些，就会大大降低国有银行的利润，导致金融行业全线亏损的局面。最后，别人“吃肥肉”，我们“啃骨头”。
(2) 存款分流导致信用危机。
有人认为，我国的银行存款总额高达九万多亿元人民币，就是有些存款转移到外资银行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毫无疑问，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之后，肯定会分流走一部分存款。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一部分存款从本地银行转移到外资银行去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在于中国银行体系内部存在着巨额不良贷款，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特别脆弱。我们要研究分流走多少会引起我国金融体制的危机？这个临界点究竟在哪里？
维持目前金融稳定的最关键的要素是连年的存差。只要存入银行的钱比贷出去的钱多，银行的资金流动性就没有问题。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在1996年为38520亿，1997年为46279亿，1998年为53408亿，平均每年上升8000亿元左右。老百姓看到银行里的钱越来越多，心里就非常踏实。可是，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居民储蓄的去向逐渐多元化，居民的节余不仅可以存入银行也可以投入股市或者房地产。再加上国庆和五一放假七天的旅游消费，老百姓花钱多了，银行存差逐步减少。1999年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为59621亿，比前一年增加了6212亿。[1]这个增长速度在2000年继续下降，银行城乡储蓄存款只增加了3900亿元左右。到2001年8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了7万亿大关。[2]存款增长6500亿左右，增速比1999年有所增加，但是远远不如1978~1996年期间的高速增长。居民存款的增长趋势并不稳定。
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城乡储蓄存款从国有银行转移到外资银行去，就可以改变银行存款总额的大趋势，贷出的钱多于存入的钱。由存差变为贷差只需要转移10%左右的银行城乡居民存款。换言之，只要有10%的居民存款从国有银行转移到外资银行去，就可能跨过一个心理上的临界点。按照一般金融理论计算，影响中国金融系统流动性的警戒点要大大高于这个心理临界点。绝不能低估这一临界点对民心的影响。一旦出现这个临界点，就有可能触发对国有银行的信用危机。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在中国的银行系统中的不良贷款已经超过了28%。也就是说，民众存款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被国有企业给亏掉了。最近戴相龙行长宣布在2001年不良贷款下降了200亿。央行的目标是每年降低600亿。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世界著名的金融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在2001年10月9日说，中国的不良贷款总额在30000亿左右。也许标准普尔的估计不是那么准确，就是往少里说，不良贷款只有20000亿，(还不包括已经被剥离出去的14000亿)，请问，降低的不良贷款幅度只有1%左右，值得高兴吗？在最近20年内，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好像只要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不再增加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扪心而问，凭这样的竞技状态就能参加国际竞争吗？
一旦存进银行的钱少于贷出的钱，银行存款总额就开始下降，于是，马上有人就会很理性地考虑，是不是应当趁早把自己的血汗钱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外资银行去。只要有几个人开始这样做，就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甚至爆发挤兑风暴。倘若如此，就很可能把原来藏在桌子下面的银行内部大量坏帐问题翻到桌面上来。
(3) 大量丧失中间结算、批发和零售业务
中国加入WTO后，国际贸易量将飞速发展。银行的国际结算、信用证业务大量增加。外资银行将凭藉其操作规范、管理先进以及与跨国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与中资银行抢夺市场，争揽客户，对中资银行形成更大的挑战。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首先将冲击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的远期信用证、远期结售汇、利率保值、期权、期货等中间业务。据统计，外资银行办理的出口结算业务已经占中国市场份额的40%左右，而且，这个趋势有增无减。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后，将向批发和零售业务进军。在批发业务方面，银行贷款是重点，在零售业务方面，消费信贷是重点。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将扩大中间服务领域。信息咨询、家居理财等业务会成为它们新的开拓点。在这一方面，中资银行也未必具有足够的竞争能力。中资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历史包袱沉重，不良贷款比例较高，盈利能力较低，在贷款规模、投向、投量、结构以及时限控制等方面都会受到非市场因素的限制和压力。相反，外资银行没有行政干预，没有债务负担，资金后备力量雄厚，许多外资大银行信誉良好，能够按照市场规律灵活运作，必然会对中资银行形成很大的压力。
(4) 人才竞争导致业务骨干流失，中资银行会遇到强大的人才竞争压力。
外资银行在拓展中国市场的过程中必然会以优厚条件大量吸纳高素质人才。虽然和国内其他部门相比，银行的待遇要好得多，但是远远不如外资银行的雇员。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以后，由于他们能够向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出国培训等等，结果，和其他外资企业在中国挖人才一样，中资银行的业务骨干有可能大量流失。[3]严格来讲，与其说四大国有银行是商业银行还不如说是政府的行政机构。如同所有官僚机构一样，他们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机制僵硬，缺乏弹性。特别是在内部工资制度和激励机制上，国有银行必须和其他政府部门保持一致。就是银行的领导想改也难，一动就违规。如果不尽早改革，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恐怕眼看着优秀金融业务骨干跳槽而束手无策。而业务骨干的出走势必会带走许多优质客户，加剧金融系统的危机。
(三) 为什么中国能够回避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
有些金融官员对外来的冲击不以为然，他们的根据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那么厉害，也没有动摇我们的金融体系，有什么好怕的？
当金融风暴袭击亚洲的时候，中国在金融方面尚且没有完全和世界接轨。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还没有实现自由兑换。不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这样，外资机构手上能够持有的人民币总额充其量还不到300亿美元。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1500亿美元。就是国际金融投机集团想颠覆中国的金融系统，它们没有足够的弹药，没门。这是中国能够回避亚洲金融风暴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所谓资本帐户，在老百姓眼里就是银行的存款；资本帐户的可兑换性意味着人们可以把人民币自由地兑换成外币并汇到国外。在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国内资金兑换成境外货币后大量外逃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虽然学者们至今对其成因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只有当资本帐户开放时危机才有可能发生。当然，这不等于说开放资本帐户就一定会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不开放资本帐户也不等于说一定不会产生金融危机。大量坏帐的存在可能导致银行丧失流动性，从而导致国内的金融危机。如果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泡沫经济，那么总有一天泡沫要崩溃的，这自然也会引发金融危机。[4]
显然，如果关起国门，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外来的金融冲击。当今世界上尚且还有许多国家没有实行对外开放。它们关起门来，“躲进小楼成一统”。在金融风暴横扫东亚的时候，朝鲜、蒙古、缅甸等国都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不过，闭关自守必然意味着落后。落后的国家固然可以回避金融风暴，但是落后的滋味并不好，恐怕没有几个国家愿意学它们的榜样。
中国入世以后将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可以预料，中国将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原来可以依托的防火墙将不复存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使得我们金融系统的弱点逐渐暴露了出来。如果照搬当年的老皇历，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那么厉害，我自岿然不动，今后仍然没有问题，那就成了刻舟求剑，荒唐透顶了。
面对挑战，中国不能因噎废食。我们不仅不能倒退，反而应当主动迎接挑战，加速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革，增强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四) 中国经济的死穴
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中常常提到，无论剑侠们的武功如何高强，总有一个“死穴”。这是这位剑侠最薄弱的地方。看起来，中国经济的死穴就是金融领域。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各个行业都将直接面对来自于外部的挑战。在产业部门中，大多数中国的产业部门具有相当强的比较优势，在加入WTO之后可能会得到很快的发展。北京申奥成功了。在国际比赛中，中国乒乓球队怕过谁？可是，我们敢同美国篮球队叫号吗？众所周知，美国最强的是金融业，中国最弱的是金融业。最强的碰上最弱的，中国金融业能够吃得消吗？
亚洲金融风暴给予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训。金融体系好比是一个国家的心脏。产业部门是四肢。倘若心肌梗死，哪怕四肢再强壮也没有用。韩国的产业部门很强，现代、大宇、三星等大企业驰名世界，在全球五百强当中也是名列前茅。可是，当金融风暴横扫东亚之际，韩国金融遭遇危机，兵败如山倒，在短短几周之内就跌得一塌糊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无不在金融问题上吃了大亏，至今还难以恢复元气。那么，中国的金融系统处于什么状况呢？无需证明，人们公认这样一条规律：竞争出效率。垄断程度越高必然效率越低。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保持垄断的就是金融领域。只要是见识过外国银行工作效率的人，无不对中国国有银行的老爷态度摇头不已。自从经济改革以来，几乎每一份重要文件中都把金融体制改革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雷声大，雨点小，国有银行还是那么不争气。
中国之所以能够抵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主要在于我们有一道防火墙。只要不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那么就不可能出现银行之间大规模拆借。于是，外国金融投机集团能够掌控的人民币数量就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国际金融投机集团想袭击中国，他们手中没有足够的弹药，等于是白日作梦。可是，一旦中国加入WTO，要不了几年，这道防火墙就将不复存在了。我们的金融体系将完全暴露出来，中国将面临极大的金融风险。
(五) 加速金融体制改革，迎接未来的挑战
既然中国金融业处于如此劣势，那么我们能不能赖帐呢？
如果，中国处在拉丁美洲某些国家的状态，赖帐是完全可能的。反正一穷二白，死猪不怕烫。就是不执行国际协议，看你又能如何？可是，中国的情况和拉丁美洲国家大不一样。我们每年都有很高的外贸顺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大约800亿美元。按照中国的统计，没有那么多，也有400亿美元上下。我们处在赚钱的地位。问题在于，一旦出现纠纷，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赚这笔钱？如果，我们不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那么就难免会招致外国的经济制裁，最后，吃亏受损失的还是我们自己。
面对来自外部的挑战，后退是没有出路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加速改革我们的金融体制，增强竞争能力。在打开国门之前，使得我们的金融业脱胎换骨，象国内其他行业一样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如何改革中国的金融体制，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必须尽快列入议事日程。
金融是一个国家经济系统的心脏。如果一个产业部门出些问题，固然会造成一些不利影响，但是，这些冲击还是局部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惟独金融业一旦出了问题，马上就会把冲击扩散到整个经济系统，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邻国带来的灾难应当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因此，打破垄断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改革现有的国有银行对金融业的垄断局面，通过公平的竞争，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639页。
[2] 参见《人民网》，2001年9月25日。
[3] 详见下一章，“WTO与金融人才危机”。
[4]严格地说，亚洲金融危机是汇率危机，有些学者认为它与真实经济没有关系。然而，由于大量坏帐所导致的国内金融危机却和真实经济紧密关联，在中国目前的银行体系下尤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