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總說：
資本主義下社會秩序重要的一環，乃由以交易安全為骨幹的「經濟秩序」所支撐。在此一層面的意義底下，為保全交易之安全，確保經濟交易所常用的技術手段之信用性乃有其必要。貨幣、有價證券、度量衡及文書印文等，皆為今日經濟交易所賴以運用之重要的技術手段。
為期交往及交易之安全與順利，刑法乃就侵及此等技術手段致侵害公共信用之行為，分別於第12章至第15章設有偽造貨幣罪、偽造有價證券罪、偽造度量衡罪及偽造文書印文罪，以為制裁。此等犯罪，因均以對此等技術手段之偽造行為為中心，故亦被總稱為「偽造罪」。偽造罪之本質，乃得解為在依擔保各罪客體之真正而保護社會交易之安全。
二、偽造貨幣罪
偽造貨幣罪，乃依保護貨幣之公共信用，而謀求社會上交易之安全，維持經濟秩序之安定。至其保護法益，昔日曾將之認為屬於侵害國家法益之犯罪，而以國家之貨幣高權（貨幣發行權）為本罪之保護法益（a說，如最判昭和22.12.17刑集1卷94頁）；然而，最近乃認為，因侵害貨幣真正性之公共信用，乃屬侵害社會法益之犯罪，同時，亦含有保障國家貨幣發行權之旨趣（b說，木村、大塚（各論，398）、團藤（各論，247））；今日則多有認為，純屬侵害貨幣之公共信用，為侵害社會法益之犯罪（c說，曾根（各論，218））。
關於後二說之對立，於解釋論上頗有影響。詳言之，若純以公共信用為本罪保護法益者，外國貨幣當亦在保護之列（日刑體例，第149條參照）；若兼及國家貨幣發行權者，則不包括外國貨幣在內（我刑體例）。我國刑法體例並未規定偽造外國貨幣罪，並認外國貨幣為有價證券而非貨幣（35院3291），故學者咸認，本罪之保護法益，以公共信用之社會法益為主，而兼及國家之貨幣發行權（甘，各論上，274；蔡，各論，434；韓，各論，208）。
三、偽造有價證券罪：
偽造有價證券罪，乃依保護有價證券之真正，而維持經濟交易秩序之安全。本來，有價證券，為有關財產上權利義務文書之一種.因此，法國刑法（144條）及日本舊刑法（204、209條），乃將有價證券之偽造內含於偽造文書罪當中。另外，有價值證券，作為今日社會經濟交易之手段，扮演極其重要的功能，有時有幾近類於貨幣的性格。因此，德國刑法，乃將一定之有價證券，視同紙幣，於關於貨幣之罪章下處理（第八章，151、152參照）。日本近年來之刑法草案，在體系上，乃將此種犯罪置於偽造貨幣罪與偽造文書罪之中間（參照大塚，各論，410）。在立法論上，此等編排，不但顯示有價證券具有文書之本質性，而且強調有價證券具有貨幣之類似性。我國現行刑法制訂時，在體系上，即作此等編排，堪稱為妥當進步之立法。
偽造有價證券罪，旨在保障有價證券之真正性，與偽造貨幣罪同，亦以公共信用為其保護法益。我國現行刑法，依有價證券之性質，得分為三類：（1）公債票、公司股票等一般有價證券；（2）郵票、印花稅票；（3）船票、火車、電車票或其他往來客票（甘，各論上，296）。
四、偽造度量衡罪：
偽造度量衡罪，乃依保護度量衡定程之真正，以維持交易安全。度量衡為社會經濟交易活動之計算工具，自須有一定之標準，亦即「定程」，成為定則，始足以維持交易安全。對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製造、販賣違背定程之度量衡或為行使者，影響交易安全與信用甚鉅，自須處罰，以維公共信用。
偽造度量衡罪，旨在保障度量衡「定程」之真正，以維持公共之信用，故與前二節相同，亦以公共信用為其保護法益。
五、偽造文書印文罪：
偽造文書印文罪，乃依保護文書印文之真正，以維持交往或交易之安全。文書，在社會生活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不僅法律的權利義務關係，即經濟交易等社會生活上之重要的事實關係，一般均依賴文書所記載者而為表示或證明其存在。因此，多對於文書寄予廣泛的信賴。
偽造文書印文罪，雖實際上多為進行詐欺、侵占或背信之手段而與財產犯罪有密切之關連，然保護法益並非財產法益，而是著重在文書於社會生活上所具備之公共信賴性，藉以確保文書之公共信用，而求維持社會生活之安全。職是，偽造文書印文罪，亦係以公共信用為其保護法益。
偽造文書印文罪，如前所述，乃依保證文書之真正，以維護其公共信用。所謂「真正」，亦即偽造文書罪現實上所欲保護之對象，究指文書形式之真正，抑或文書實質之真正，乃有所爭議.關此，學說上向有形式主義與實質主義之對立。「形式主義」乃認為，文書之真正，乃指文書作成名義之真正，亦即形式之真正。凡無製作權限人，冒用他人名義作成文書者，即使其內容實際上為真實，亦不影響本罪之成立。例如，德國、日本刑法。而「實質主義」則係認為，文書之真正，係指文書內容之真正，亦即實質之真正。凡內容虛偽不實者，縱其有製作權限，名義屬實，亦應成立本罪。例如，法國刑法（參閱大塚，各論，420；曾根，各論，222；前田，各論，219；韓，各論，234-235；甘，各論上，322）。
形式主義，著重在處罰冒用作成名義以行文書之偽造的「有形偽造」；相對的，實質主義，則著重在製作權人偽造文書內容之真實的「無形偽造」。文書之公共信用，固然重在作成名義形式上之真正，惟其內容實質之真偽，亦不容忽視。準此，我國現行刑法乃折衷其間，依形式主義為基調，以處罰有形偽造為原則，例外則及於無形偽造之處罰（213-215）。同時，對於有形偽造，亦依實質主義之精神，以其「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限（210-212），始予以處罰，若內容確為真實，縱有冒用名義情事，既不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不予以處罰（30上465）。職是，我國學者咸認為，解釋我國刑法之偽造文書罪，當以形式與實質主義之折衷見解為當（韓，各論，235；甘，各論上，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