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秀直、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等相继访华。日本国内有分析认为，应将中日之间“对立与对话、摩擦与协调并存的关系”成熟化。
　　
　　用“对立与对话、摩擦与协调”描述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关系，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日本主张的“对立与协调”实则隐含着为其扩张性战略铺路的意图。
　　
　　从1945年到2005年，对于重视“甲子周期”的日本来说，堪称一个完整的“国际政治轮回”。日本试图将这段“屈辱与辉煌，压抑与崛起”并存的60年“打包封存”，开始新的政治周期，走“正常大国”之路。
　　
　　通常，“正常大国”需满足几个条件：一是在全球范围内确保优势的经济竞争力和政治影响力；二是拥有进行全球外交的有效手段；三是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有相当的主动权。
　　
　　日本的“正常大国”之路也没有脱离这个路径。所不同的是，在营造“正常大国”的必要环境上，日本选择了非常规路径，过分强调了以对立掩盖其虚弱、以低级别协调换取最大经济利益的“重商主义”功效。
　　
　　日本所称的“对立”大致分三个层次，即政治对立、政策对立和主导权的对立。而其协调则坚持“为我有用”的原则。
　　
　　日本右翼政治学者称，战后和平主义路线使日本国民安于发展，厌烦“国家意识”和“领土意识”。靖国神社是掀起“历史再认识”的先锋。在小泉政府看来，只有通过重新编排史实，将日本的近现代史粉饰成一部“促进亚洲独立、发展和走近代化道路的和平发展史”，才能唤醒国民“领土意识”和“国家意识”，为“正常大国”制造氛围。
　　
　　从政策对立看，日本一部分人主张既要利用好中国的大市场，又要有效遏制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避免在日本回归亚洲的道路上，跃起一个“政经双强”的中国。在这些人看来，迅速发展的中国将对东亚经济产生强烈的凝聚力，破灭日本主导亚洲经济圈的梦想。
　　
　　至于对话与协调，日本首先强调低成本对话，正如小泉所夸耀的，日本一直利用国际场合的高层对话与会晤，避免付出国内政治成本。其次，通过多渠道的低级别政策磋商与协调，巧取经济利益。第三，利用民间经济团体搞非对等外交，在中国的环保、节能以及汽车等新兴市场抢占竞争桥头堡。同时，利用地区合作等多边平台，推动中日间的实质性合作。
　　
　　所谓的“对立与协调”，充满了一厢情愿的色彩，其鼓噪者明显缺少对国际关系的现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