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之死给了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一个沉重的教训——“在人类历史上曾有许多暴君非常残酷，但是，他们都是死在刀斧之下，正象他们自己用刀斧掌握政权一样。”(赫鲁晓夫语)[1]
革命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的来临，革命尤其是共产主义革命其本质是弱者与穷人的反抗与复仇。为了打倒全副武装与十项全能的统治者，需要有“狂热的信念、严酷的纪律与极端的行动”，[2]为的是向人性挑战，泯灭人性中天然的怜悯心与种种道德禁忌。为了伸张正义，不惜让全世界毁灭！反动派是怎么对付我们的，我们就要加倍偿还！“不惜把世界浸泡在血泊之中，要把敌人斩尽杀绝，连他们的孩子也不怜惜……劳动者早已为此付出了代价。”[3]
极端的行为一旦被采用，将形成行动惯性、行为模式与历史惯例；巨大的权力一旦被渴望复仇的人们所铸就，将吞噬无数的生命，连革命者也未能逃脱劫难。
革命者一定是独裁者
顾准说过，“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部分]，他们才心有所安……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4]根据这种特性，可以更进一步地指出，革命者尤其是他们的最高领袖一定是独裁者。不仅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绝对正确的，不容旁人置喙不要说反对；还因为，不掌握绝对的权力来指挥一个以最为狂热的信念与最为严酷的纪律所造就的暴力组织，就不能推翻反动派的统治，更不要说按照自己的理想蓝图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了。
这些道理，列宁在其著作《怎么办？》[5]里已讲得很清楚了并且身体力行。共产主义后人要否定斯大林，就刻意隐瞒列宁的这一面，把列宁打扮成为一个温柔敦厚的民主领袖。其实斯大林的见识与所作所为尤其是外交战略的头脑与手腕，都与列宁一脉相承。
列宁相对于斯大林无非是显得博学多才，清心寡欲，温和有礼，善于使用说服的方法求得一致罢了。
在利用各交战国之间的矛盾，接受德国军方的暧昧条件，坐专列回祖国闹革命的问题上，列宁没有过丝毫的犹豫。恐怕根本就没考虑过人格、道义与爱国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6]
俄国在一战中被德国击败后，德国军方开出了条件为大量割让土地与勒索巨额赔偿的布列斯特和约。列宁为了争取时间巩固革命政权，决定接受。当时政治局内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反对列宁，只有斯大林坚决支持列宁，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不能包羞忍耻，怎能成就大事？看不穿冷酷无情的国际权力斗争，幻想着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将身死国灭，为人所笑。[7]
其他人，从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到布哈林以及其他一切不著名之辈其实就是一群书呆子，去做宗教鼓动者与殉道者还差不多（从这些人的一生来看果真如此）。要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生存下来，非斯大林那一套不可。
对于列宁来说，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割让沙皇俄国的疆土算得了什么？共产主义者哪会把土地放在眼里，他们最高目标就是要取消国家。同时，苏联领土的扩张与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又是一致的，斯大林后来也照样无视国际法与国际道义大肆兼并与扩张。
1918年，当俄共（布尔什维克）在第一届议会选举中失利后，列宁便迅速地以武力解散了这一届议会。从此在七十年的时间里，议会再也没有恢复过。[8]
1920年，列宁宣布在党内戒严，“禁止小组和派别的存在，禁止批评中央委员会机关和政治局的路线。”[9]
几乎与此同时，列宁下令枪决数千名东正教神职人员，禁止这些人再宣传旧思想，与共产主义新宗教来争夺信徒。
可以说，一切背离共产主义的民主传统以及背离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想的极端行动，列宁都是始作俑者。也许列宁还在幻想，自己绝对的领袖权威与巨大的人格魅力可以控制这一切行为的强度与广度，镇压与屠杀的只是极少数。待大局已定，共产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较量中取得优势时，共产主义社会将要恢复它的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本色吧。
革命的法统
共产主义革命是历史上弱者与穷人的无数反抗中最为成功的一次，同时也是对压迫者的最为痛快淋漓的一次复仇。对当权者的不可调和的宗教性的仇恨，以及巨大的仇恨所造就的最为严酷的纪律，对反动派最为彻底的镇压是它取胜的关键。
革命者的心中蕴藏着巨大的悲痛与仇恨，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要为死难的同志与战友报仇！要为历史上的一切被压迫者雪恨！要灭绝一切反动派的遗孑！
革命成功了以后，掌握了“书写者”的权力，革命者更产生了改写历史的强烈愿望。历史上的奴隶暴动、农民起义、民族独立运动等一切反抗既有统治秩序的行动都要加以肯定，一切站在人民革命一边的政治势力都应算作进步的，一切有利于巩固统治阶级统治的行为都是反动的，要重写一部人民群众唱主角的历史！要重写一部永恒的革命永久地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
要将这种刻骨的仇恨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永不泯灭，永不和解！要世世代代保持对现存的一切强权的敌对情绪与敌对状态，决不让反动派复辟，直到全世界被压迫者全部解放的那一天！
永久的、刻骨的仇恨将导致永久的革命情绪与革命状态，不间断的革命将导致理所当然的永久的独裁。
民主集中制的悖论
革命者要利用共产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共产主义也在限制与规范着革命者。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知马克思，是一位知识分子类型的人物。虽他然对权力斗争与利害关系洞若观火，从不回避，并且以其特有的华丽辞藻大谈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但是，其既然不能“知行合一”，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迷信民主，讳言独裁，拒绝将其纳入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给予充分的阐释，以至后来的革命者因严酷的现实政治斗争无法彻底执行民主的组织原则时，也只能给民主加上“集中”的后缀。
后来的革命者，固然会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适应现实环境，推选与服从独裁型的最高领袖。但是在推翻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后，未免又会对此心生不满，以至又会以民主的原则来否定独裁的必要性以及反对独裁的现实了。
如果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再能现实点，多借鉴历史经验而不是凭空幻想，承认领袖独裁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对其加以种种限制，恐怕效果会好得多。至少可以省得对立的两派在民主的理想与独裁的现实之间各执一端，来回折腾了！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只有满怀极度的仇恨与处在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中，人们才会放弃天然的自由散漫的作风，服从最高领袖的驱使，不争论，相忍为党。
在夺取政权后的和平年代里，种种严酷的纪律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人们理所当然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与生活享受。在风平浪静时，人们将会剥夺在暴风雨中指挥他们度过危险的船长的权力。
但是对于伟大领袖来说，打倒反动派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只不过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建设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的新社会，这才是最重要的。要实现这个理想，更需要掌握绝对的权力，以便按自己的意志与愿望来塑造一切。
同时伟大领袖又会觉得，做思想工作本身也是一件危险、麻烦与多余的事情。因为这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思想自由与人格平等，有悖于严格的纪律，并且将丧失领袖的“神授魅力”。如果丧失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就不会令人肃然起敬与绝对服从了！
党内民主与党的法统对于所有党员包括最高领袖而言都是有约束力的，但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领袖必然又会与之相冲突并且必定会突破这些限制。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于是在党代会前清洗反对派就是势在必然，甚至干脆就不召开党代会。[10]
现实权力政治的无上威力
绝对的权力具有压倒一切，腐蚀一切的能力。“参与政治的必然后果就是唯政治论与泛政治化，使用暴力的最终结论就是暴力至上与暴力万能。”[11]权力这头怪兽，一旦尝到人血与人肉的滋味，不吃到肚皮涨破是不会罢休的。
剥开苏联社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外衣，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以世界范围内的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来分析，其一切行为的实质就是一场落后民族以最为严厉与最为残酷的纪律从整体上追赶先进民族的强行军。[12]强行军需要一个意志坚强的领袖以绝对的权力来执行军事纪律，因此斯大林所进行的残酷清洗与镇压其本质就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队伍，格杀一切不服从领袖指挥的异己分子。
如果不能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领悟到这个残酷的现实，或者丧失了人性中衡量利害关系与判断权力结构的本能，因此不愿意服服帖帖，谨小慎微地服从与服务于伟大领袖，凡属这样的人无一例外全部成了残酷历史的祭品。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斯大林的独裁与滥杀才是准确的。如果他只是以杀人为乐的话，何必捏造出那么多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罪名？干脆宣称“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或者来一个复辟沙皇制度的闹剧，岂不更省事，更合理些？
还是顾准讲得更公正些，“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者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的残暴，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为了个人的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的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13]
可以再加以补充，如果革命领袖对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了然于胸，深刻地领悟到了由人性决定的以强凌弱，以智诈愚，以众暴寡等邪恶行径的不可遏制，落后民族必然被灭亡的这个残酷规律的不可改变，他就会认为自己的一切残暴行为都是历史的必然了。
三鼓而竭，革命就是轮回
经历了革命初期的狂热的幻想，普通人自然就会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其实在权力结构中，自己照样处在无权无势的地位上，并且对这一切无法加以改变，未免就会因此而生懈怠之心。这样整个社会最终必然就会丧失当年革命成功的要素——同仇敌忾的情绪。
为了维持士气于不坠，不得不使用疯狂的意识形态宣传再加上严厉的奴隶制般的劳动纪律。就像当年的沙皇俄国为了追赶西方列强，建立自己的大工业体系，竟然把农奴用脚镣铐住在工厂里进行劳动。岂有它哉？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迎头赶上先进国家，以免整个国家都被瓜分占领殖民，其成员不分贵贱全部变成亡国奴。
除了伟大领袖，其他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已经泄气了。只有伟大领袖不肯轻言失败，不肯向历史与命运低下他那高傲的头，为了他至高至善的理想，他敢于付出一切代价。
对于经过了恐怖的地下活动、惨烈的内战与残酷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等种种考验的伟大领袖来说，决不肯承认人性不可驯服，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不可改变，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新社会在本质上将与旧社会毫无区别。
“任一己之力，主万姓之浮沉，以实现自己体魄和精神之极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国。”[14]如果自己的队伍敢于动摇，敢于修正至高无上的革命理想，尤其是试图否定他的最高权威，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就像镇压敌人一样对自己的队伍进行一次大整肃。具有钢铁般坚强意志的伟大领袖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
另一方面，进行革命行动与维持革命政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存在一个公认的万恶的敌人。旧统治者被打倒后，敌人就只能在党内与人民内部产生了，因此才会有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出台。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在斯大林准备以惯用的模式来启动新政策与清洗旧班底的时期（其标志是制造“克里姆林宫医生案”），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与贝利亚等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与学生惶惶不可终日。低头认罪，听天由命或者慷慨赴死，这些第二代革命家都不愿意，就只有联合起来采取极端行动终结伟大领袖的生命了。没有“大事业”的情结与献身的激情，因此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性压倒了党性，这种表现大概就是第二代革命家与第一代革命家所不同的地方吧。[15]
赫鲁晓夫之所以敢于谋杀、揭露与批判斯大林，不仅勇敢地承认这一切，还启动了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内核里有对人的强烈的尊重，对一切专制者的极端仇视，有打倒一切专制者的强烈愿望与解放一切受压迫者的伟大理想，共产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并且在联共的历史上，早期存在过革命知识分子俱乐部的民主作风，有列宁这个行使着最高独裁权力同时又坚持了以理服人作风的光辉形象。因此否定斯大林，重新突出列宁的光辉形象；否定领独裁，向联共历史上的民主传统回归，这样做并不会导致政治法统与政治组织的崩溃。
不管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有何等现实政治上的理由，是否在实际上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要恢复社会主义的本来的高尚理想与人道精神，尤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就只有终止斯大林的生命并且彻底否定斯大林。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轼君也！”[16]
谋杀斯大林的恶劣影响
独裁者总是会死的，但以谋杀来强制致死却造成了反效果。那些其他的独裁者们，吸取了经验教训，在有生之年就大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那些被打到与被清洗的革命者，其实并不必一定有类似的打算，以此荣衔相赠，岂不冤哉！
罗马共和国晚期，独裁官苏拉在取得终身独裁统治权的第三年，突然自愿放弃一切权力，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归隐乡间。辞职后，一个青年曾当面辱骂他，奇怪的是，这位“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狐狸”的苏拉竟然忍受了这位青年的辱骂，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青年将使以后任何一个掌握这个权力的人不会放弃它了。”[17]
伟大领袖在庐山会议期间，在即将摊牌的关键时刻，突然决定更换住所并加强警卫，其内心所想无非就是这些事吧。“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8]被打倒与被消灭的人哪还能为自己辩解？既已行使独裁者的权力，身负独裁者之恶名，被原教旨主义派以恢复党内民主的理由加以推翻，甚至加以杀害，并非不可能。事出有因，师出有名，史有前例，还是未雨绸缪，先下手为强吧。
最后的引申归谬——从“党内民主”到全社会的“大民主”
反斯大林成为风气后，某些国家中的某些人虽然批判领袖崇拜，提倡集体领导挺来劲，却不过是叶公好龙。这些人并不是真的要搞民主制，而是要摆脱领袖的严厉监督与控制，将领袖玩弄于股掌之上，变成任人摆布的傀儡，同时又打着他的旗号来谋取一己之私利。
既然祭出了民主这颗翻天印，伟大领袖也可照打不误，谁也不能在理论、制度与法统上公开反对。于是伟大领袖最后就来了个政治上的恶作剧，你们要“党内民主”，我就让你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提前享受民主的最高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一招果然有巨大的威力，民主派们被整得死去活来，九死一生。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劫后余生，幸免于难的人，就只有彻底否定领袖独裁，永久地终结革命了。
写于2000年十月间
注释：
[1]《斯大林死之谜》214页[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
新华出版社1981年
[2]《对自由主义的再反思》李寒秋
[3]《读书》2000年第一期《壮烈生命的悲凉终点》章海陵
[4]《顾准文集》42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5]《怎么办？》之[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五）“密谋”
组织和“民主制”出自《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斯大林死之谜》15—17页
[7]《关于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关于立即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出自《列宁选集》第三卷409—417页1972年版
《大外交》233页基辛格海南出版社1997年
《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现代分册79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
《斯大林政治传记》214—218页[英]艾萨克·多依彻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概要》205页（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
高放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8]《不合时宜的思想》262页[苏]高尔基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9]《斯大林死之谜》14页
[10]《斯大林死之谜》78页及109页
[11]《对自由主义的再反思》
[12]见《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13]《顾准文集》“民主与终极目的”375页
[14]转引自《彭德怀落难与林彪得势真相》权延赤
《炎黄春秋》29页1993年第四期
[15]《斯大林死之谜》161—162页
[16]《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八章
[17]转引自《千古之谜——世界文化史500疑案》184—185页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18]《论语》子张第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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