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本世纪初震撼世界的大事件，知识分子是这场历史巨变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的排满思潮，毫不含糊地排挤了维新思潮，召唤着人们奋勇投入革命洪流。本文要研究的问题的是：维新思潮向排满思潮转换的关键是什么？排满思潮的内容及其本质是什么？它在政治文化方面有什么严重意义？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
一
    
        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是1900―1911年时期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就社会矛盾和思想运动的延续性而言，它与康、梁维新派及其倡导的维新思潮又有一定联系。维新思潮的进步影响，大致体现在1894―1905年时期。以戊戌政变为界，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1894―1898年，后一阶段是1898―1905年。前一阶段它在推动和配合戊戌变法方面起了巨大启蒙作用，后一阶段则更为系统、更为成熟地显示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性质的特点。那么，为什么维新思潮在后一阶段，尤其在1903年后反而声势日减，并且不能不让位于排满思潮？
        非常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仔细辨析一下维新思潮和排满思潮的理论内涵，就可以发现它们至少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和进化论思想的运用方面，是基本相同的，但其政治目标，却表现为维护满清政权的君主立宪和推翻满清政权的民主共和，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模式。导致两者分歧的基本要素是反满民族主义，因此，排满是辛亥革命思潮的主要特征。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维新派异端，是排满思潮的有力倡导者。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分化，反满民族主义的公开宣传，是维新思潮向排满思潮转换的关键。维新派的分化开始于1900年，这是由自立军起义引起的。自立军起义的领导者唐才常曾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戊戌政变前夕，“应谭嗣同电召，将赴京参与机要，方抵汉口，知政变发生”。[1]他痛心疾首，辗转日本，“与康有为协商起兵事宜，取得同意”。唐才常的政治纲领，是自相矛盾的。他在《正气会序》中一方面表示忠君：“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另一方面又表示反清：“国有天地，必有兴亡，非我种类，其心必异。”[2]上述矛盾反映了晚清政局中各派力量错杂而又微妙的相互关系。戊戌政变后顽固派企图废黜光绪，突出了他作为顽固对立面的 形象，加上李鸿章等满清高级官僚玩弄权术，使唐才常等人幻想依靠联络清廷大吏，重新拥出光绪，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记载：“于时李文忠失粤督，丧权位，三令人促吾举兵”。刘坤一电康：“吾与子同志不须迫，但能令鄂督张香涛同举，吾从其后，否则吾独举何济？”因此，“才常遂尽鄂湘士众，欲以力协武昌”。[3]上述策略方针归结到自立军的政治纲领，铸成了既要忠君又要反清的奇怪逻辑。绝大多数自立军干部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错误，沈荩便主张：“一切勿顾，文字小道，尤不屑厝意，无论若何方面，吾惟可以达吾目的者是用”。[4]政治纲领的模糊，对张之洞等高级官僚的缺乏警惕，造成了自立军的惨败，康有为承认：“是役自男爵，道员至诸生，死者千数。安徽、广西、广东三省，皆密布兵，期武昌起义而响应，至是株死者无算。吾痛哭祭侧，自后不敢言兵”。
        维新派中只有毕永年、章太炎等少数人明确要求与清政府一刀两断，坚决反对忠君思想。毕永年早在戊戌变法中即主张反清。冯自由记载：“谭嗣同在京任军机章京，尤有致君尧舜之想。独永年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日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之间，与哥老会诸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辜天?、师襄、李?等谋匡复事业，且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之职”。[5]1899年秋天，他介绍唐才常与孙中山相识于横滨，“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起兵策划有所商榷。毕、唐同主孙、康两党联合进行之议”。同年夏天，章太炎也由梁启超援引结识孙中山，深受其影响。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组织国会，毕、章共同反对忠君救国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毕永年见事不可为，出家而走，章太炎“愤然剪除辫发，以示决绝”。会后章太炎致信陈少白主持的革命派报纸香港《中国日报》，介绍了会议情况，并以《拒满蒙入会状》和《解辫发说》两文投刊，公开宣传反清思想。《中国日报》对此大加喝彩，赞扬说：“章君炳麟余杭人也，蕴结孤愤，发为罪言，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之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为第一”。另一方面，自立军干部有不少维新派人物和原时务字堂学生，如秦力山、沈荩、唐才质、林圭、李炳寰、田邦 睿、蔡钟浩、周宏业、陈为璜、朱茂芸、李渭贤等人，他们当中的幸存者，经过血的教训，认识了“勤王”的错误。秦力山、朱菱溪、陈犹龙、周宏业等逃亡日本后，纷纷指责康、梁。梁启超“不胜其扰，竟移寓横滨避之”。1901年5月，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创办了《国民报》，“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
       《国民报》用反满民族主义重新解释国家和民族问题，从而奠定了他们和康、梁保皇党思想分离的前提。人们不是诅咒奴隶性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劣根性吗？他们指出，目前这种奴隶性有其特定的内容，这就是：“有告以国权之放失、异族之 削、政府之压制、种族之灭亡者，则瞠目结舌以为妖言”。[6]所以，在清政权已经彻底卖国化了的情况下，还主张什么忠君、勤王是极端错误的，其如婢妾，“为主人所唾弃，闭以幽室，不召幸者已隔岁年，而彼犹日施脂粉，冀复专幸于六宫粉黛之中。”[7]《国民报》表示：“宁使汉种之亡尽死尽杀尽，而必不愿其坐享升平、舞河山、优游于鞑靼之下”。章太炎在该报发表的《正仇满论》一文指出，满清贵族集团“进不知政，退不知农商”，“载其砦窳，无一不足以丧吾大陆”，所以“革命不得不行”。1902年4月26日（夏历3月19日），是明崇祯帝忌辰，冯自由记载：“三月初旬，太炎提议谓欲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今距是年三月十九日明崇祯帝殉国忌日未远，应于是日举行大规模之纪念会，使留学界有所观感云云。”[8]于是由章太炎、秦力山、周宏业、马君武等十人共同发出倡议。该日会议虽被日本政府禁止，但留学生“不约而赴会者有程家柽、汪荣宝等数百人”。“学界革命之思想，至 是有一日千里之势”。这一含有强烈反清意义的政治事件，是近代学生运动的开端，成为留学生摆脱康、梁的政治影响，接受孙中山民族革命主张的重要契机，也是排满思潮由酝酿而开始生发的重要标志。
        
    二
    
        反满民族主义吸引和发动了以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的新兴知识阶层，锻炼了辛亥革命的政治指导者。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从科举的废除，近代教育的奠定和留学运动的兴起过程中，迅速产生了一个新兴的知识阶层。历经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实在山穷水尽，难以为继，被迫进行了一些改革。1901年9月，清政府谕令全国，要求各地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加快了旧式科举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例如陕西昧经、崇实书院改设的宏道大学堂、湖北两湖书院改设的两湖大学堂、广东广雅书院改设的广东省大学堂、浙江求是书院改设的求是大学堂等等。后来根据1902年清政府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全国仅保留了三座大学堂，即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和天津中西学堂改办的北洋大学，其余各省大学堂一律改为省立高等学堂，同时还设立了许多高等实业学堂。据统计1909年国内计有大学3所，高等学堂24所，高等实业学堂127所，共计学生28611人。这个统计没有包括师范学堂和外国教会学校，例如北京优级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和圣约翰大学、浸会大学、金陵大学等等。武昌起义前后又有许多学校停办或进行了合并改组，1912年国内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15所，学生40114人。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布局初步形成。
        1902―1910年期间发生了近代第一次留学高潮。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科举废除，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迫切要求寻找新的出路，吴玉章回忆，1904年参加会试的举人，由于感到前途渺茫，“差不多都到日本进了法政大学”。（1904年会试是最后一轮，此后科举制度便被废除）第二 ，新式学校需要大量拥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员。“庚子大创而后，我国亟亟于人才培养，其派遣出洋者，趾错于道。”例如湖南，“以查案各种情形游于日本者，络绎不绝，及其归也，乃盛倡新学，而犹汲汲于学务”。[9]根据端方的奏折，江苏省1904年共计向日、德、英、法、比等过派出163人。有人回忆“从1904年起，四川留日学生顿时大增，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据不完全统计，逐年留日学生数如下：
    
                                    1901―1910年中国留日学生统计
    
    1901年 1902年 1904年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1910年
    300 1058 1400 8000 13000 8000 4896 5174 4600
    
    
        1902年2月10日，中国驻日公使蔡钧在东京九段坂的偕行社举行春节团拜及宴会，招待留日学生。出席宴会共274人，其中湖北49人，江苏46人，浙江41人，广东23人，湖南20人，直隶16人，安徽15人，福建12人，四川11人，江西4人，贵州2人，陕西、山东、广西个1人，东三省27人。这说明留学运动至少已波及国内17个省。除了日本以外，当时在美国和欧洲也有不少留学生，例如1911年留美中国学生会约有会员800余人。
        1903年的拒俄运动，推动新兴知识阶层走上武装反清的道路。该年四月，日本报纸报道了沙俄政府独霸我东北的消息，引起留学生的极大愤慨。“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4月29日，东京留日学生500多人集会，决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并且电告北洋大臣袁世凯：“俄祸日迫，分割在即，请速严拒，留学生已编义勇队，准备赴敌”。[10]但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密电端方，污蔑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要求严密饬拿。此种倒行逆施，使留学生彻底绝望，“学生等以报国无路，莫不义愤填膺，痛苦流涕。至是青年会同志乃向各省同乡会大倡革命排满之说”。五月上旬，拒俄义勇队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该会成立宣言痛斥：“满洲杀我祖宗，夺我财产，已二百余年，今且迫我同胞，割我土地，遗之外人，致吾有灭种之惨”。[11]不久，他们决议用鼓吹、暗杀、起义三种手段回国发动反清。与此同时，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出版。《革命军》是排满的号角，革命的宣言，预示了急风暴雨的来临。冯自由指出，“此书徒以通俗浅显，适合当时社会需要，几于人手一编，卒赖其言为驱胡建国之本，功不在孙、黄、章诸公下也”。[12]它惊世骇俗，不胫而走，“凡摹印二十有余反，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13]它究竟为什么能够轰动一时？当然，《革命军》宣传了“平等”、“自由”、“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过，它最能振奋人心的内容是诸如“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等等肆无忌惮的反满言论，《革命军》把满清贵族集团实行卖国和民族压迫的种种事实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推动了人们的觉醒，宣泄了他们的憎恨反叛心理。我们不应忽略《革命军》的民主主义内容，可是人们首先注意并热烈欢呼的是它的反满民族革命的要求。鲁迅回忆说“他所主张的不过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14]蔡元培指出“是时邹蔚丹君作《革命军》一书，尤持‘杀尽胡人’之见解。孑民不甚赞同”。[15]吴玉章认为“他们宣扬的革命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一点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16]接着，陈天华所著《猛回头》在日本东京出版。《猛回头》以其弹词说唱的通俗形式，成为革命派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陶成章说“白话体中，以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为最多，外间输入不足，内地亦往往有自相翻刊，私相分送者”。[17]
        1903年夏天发生的沈荩案和苏报案使反清情绪升到沸点。苏报案发生于上海。早在1902年4月，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不久，被日本政府驱逐的吴稚辉等归沪。11月，他们吸收南洋公学因学潮而退学的学生组织爱国学社，每周“开会演说，倡言革命，震动全国”。次年春，南京陆师学堂学生30余名退学的学生赴沪加入爱国学社。5月27日，学生领袖章士钊被聘为《苏报》主笔。从6月初起，《苏报》接连发表章士钊、章太炎、张继等人的激烈反清文章，公然号召“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18]鼓吹“排满之见，实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19]赞扬《革命军》一书，“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清，光复中国。笔极锐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6月29日，《苏报》抛出章太炎所写《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扬扬万言，全面清算了保皇言论。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进行迫害，章太炎、邹容等人于6月底至7月初先后入狱，《苏报》被查封。沈荩案发生于北京。沈荩是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主要骨干，起义失败后潜赴北京。1903年4月下旬，他披露了沙俄政府关于东北三省的七项要求，引发了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7月19日被清政府捕获，31日被杖毙于狱中。《苏报》案和沈荩案，全盘暴露了清政府的凶残愚钝，连康梁也感到非常难堪，他们批评清政府于苏报案“不惜低首下心，请命求援于外人”，“损失国权，污辱国体，重自取辱”；将沈荩“杖之数百，不死，卒缢杀之。野蛮惨酷，无复人理”。他们提示清政府 ：“专制者，固制造革命之材料也，止沸莫如抽薪，忧革命莫如去专制”。[20]
        随着排满思潮的高涨，留学生中革命与保皇两军对垒的形势初步展开。1902年11月，湖南留日同乡会创办了一个刊物《游学译编》，杨守仁、黄兴、陈天华、杨度等人编辑。次年杨守仁发表《新湖南》，指名批评康有为《辩革命书》，明确指出驱逐满清贵族政府是强化中国社会凝聚力的不二法门。他说：中国人民“不离绝满政府，则无由凝固其吸集之力，不能吸集而????，必与顽愚迷乱之满政府，同毙于白种人鸩醪毒脯之下”。从此他“以革命为唯一宗旨，以制造炸弹为唯一事业”。[21]黄兴和陈天华则回到湖南，发动了1904年华兴会流产起义。1903年2月，浙江留日同乡会也创办刊物《浙江潮》，孙翼中、蒋方震、叶澜等担任编辑或撰述。拒俄运动以后《浙江潮》排满色彩日见强烈，它在第6期刊载了明末抗清领袖张煌言的遗像、部分诗词和禹陵、禹庙、岳坟的照片，第8、9期连续发表蒋方震的《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指名批判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君主立宪论。蒋方震认为中国之亡“其罪万不能不归之于政府”，梁启超不追究政府的罪恶，而斤斤计较民智的落后，实在是倒果为因。他断定：只有“官吏非不肖政府非腐败，夫然后群俗乃可以改良”[22]。1903年4月创刊的江苏留日同乡会刊物《江苏》，由革命派秦毓鎏、张肇桐、黄宗仰、陈去病等人编辑，它一开始就大声疾呼：“将跃身扬子江中，起万丈胥涛，作十万军声，与异种民族相轰战，相竞争，以保此破裂之山河”[23]。苏报被查封后，主笔章士钊和谢晓石、陈去病等人于当年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该报辛辣地嘲讽梁启超等人说：“临文夫如何，最好是骑墙。调停孙、康融华洋，不然极口骂袁、张，便作空言也无妨。若纳吾言，准作维新党；不纳吾言，空逐保皇忙”[24]。可见1903年的政治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革命派的广泛的联合阵线，它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同盟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三
    
        排满思潮的高涨肯定了孙中山等兴中会革命先驱者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宣告留学生群体性地投向了民主革命的阵线。孙中山与留日学生的联系是1901年春天建立起来的，宋教仁指出，在此之前留学生“无有知革命之事者，惟言维新而已”[25]。该年春天，报载清政府将广东割让给法国，粤籍留学生郑贯一、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诸人发起广东独立协会。当时孙中山正在横滨，给予 了热情支持。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与程家柽、秦力山、戢翼?、沈翔云、王宠惠等一派《国民报》人物往来密切。程家柽“以爱岩山下对阳馆为与孙文秘密过从之所，校课之暇必访之”。孙中山尤其注意通过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向留学生渗透影响。章太炎记载：“时香山孙公方客横滨，中外多识其名者。而游学生疑孙公骁桀难近，不与通，力山独先往谒之。会余亦至。孙公十日率一至东京，陈义斩斩，相与语欢甚，知其非才常辈人也。诸生闻孙公无佗犷状，亦渐与亲，种族大义，始震播横舍间”[26]。1903年年章士钊根据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节译《孙逸仙》一书出版。章士钊、章太炎、秦力山分别写了序言，他们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功绩。章士钊指出：“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秦力山赞扬说：“孙君乃于吾国腐败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之前，不惜其头颅性命，而虎啸于东南重立之都会广州府，在当时莫不以为狂。而自今思之……得非天诱其忠锡之勇者乎！”华兴会起义失败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流亡东京，“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 程家柽提议：“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以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间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8月13日，留学生举行了盛大欢迎会，会议主持者宋教仁的日记真实地记载了会场上令人难忘的热烈气愤。“未初，孙逸仙至，遂开会，先由余述欢迎词，众皆拍手大喝彩，次乃请孙逸仙演说。当时者已六七百人，而后来者犹络绎不绝，门外拥挤不通，警吏命封门，诸人在外不得入，喧哗甚。余乃出，攀援至门额上，细述人众原因，又开门听其进，遂罢”[27]。陈天华在《民报》撰文赞扬说：“孙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败之英雄也，非异国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彼之理想，彼之抱负，非徒注眼于本族止也，欲于全球之政界上，社会上开一新纪元，放一大异彩……以现在之中国论，则吾敢下一断辞曰：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独吾信之，国民所公认也”[28]。 

   由以上事实可见，孙中山正是在1901―1905年期间被留学生逐步认识和接受，尤其经过1903―1905年排满思潮的高涨，最终确定了他在革命派中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地位。这一个历史过程，反映了部分维新派知识分子和新兴留学生群体，从维新思想到革命意识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又最终确定了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力量消长。
    
    四
    
        排满思潮的本质内容是以欧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模式的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排满，并非狭隘种族斗争，而是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手段。1903年革命派就向康梁公开声明：“今日新学中人，由革命而生出排满，蓬蓬勃勃，一发而不可制，推其原始，亦由救国而来也。痛宗国之沦衰，而在上者仍不振，于是思所以革命。革命之说一起，而思满人平日待我之寡恩，而排满之念又起焉……故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体而新政府易于建立”[29]。康梁非革命论的重要理论根据是汉满民族同化，针对这一点，革命派提出了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命题。多民族共处是中华民族的美好传统，可是由于满清政府执行卖国和民族压迫政策，日益加深了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因此推翻满清政权和抵抗外国侵略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汉民族在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才能带动各兄弟民族携手共进，振兴中华民族。杨守仁指出：“汉种能自相吸集，而后能提携满、蒙、回、藏，使自相吸集。汉种能自相吸集，且能提携满蒙回藏，使自相吸集，而后能集权于亚洲中央政府以抗御白祸”。杨守仁还认为，个人权利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国家由政府管理，但人民却不应放弃自己的责任。只有“以全国之观念为观念，以全国之感情为感情，以全国之思议为思议，以全国之运动为运动，人人知其身为国家之一分子，为公同社会之一质点”，才会有国家兴旺发达。满清政府“锢塞吾民之进步，攘夺吾民之权利，锄?吾民之英杰”，所以排满与中国社会民主化的根本要求是一致的。蔡元培不同意《革命军》一书中某些偏激的言论，他指出，汉满的确处在同化过程中，满人在婚姻、语言、文字风俗诸方面，已经逐步与汉人融合，问题是满清贵族集团享受种种特权，成了高踞于满汉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在民权主义空前澎湃的今天，中国人民“决不能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所以有‘仇满’之论”。蔡元培把排满问题置于世界民主化过程的广阔历史范畴，因而正确地说明了这是“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30]。根据这个定义人们通常所谓排满或仇满都是不正确的。他指出，真正仇满的是满清顽固派和康梁保皇派。满清顽固派坚持压制汉人，康梁保皇派一意维护清政权，两者殊途同归：“在保守少数人固有之特权”，这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必“招他日惨杀之祸”。陷满清皇室于杀身之祸不是仇满吗？章太炎早在1901年就正确指出：“夫所谓革命者，固非溷淆清浊，而一概诛夷之”[31]。《革命军》的某些言论确实含有种族情绪和偏激成份。章太炎认为它们的作用是令人猛醒，四平八稳，摸棱两可，不能发动民众：“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另一个激进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投海自杀之前冷静地说明了实行革命排满的真实动因，他说：“去岁以前，亦尝渴望满洲变法，融合种界，以御外侮，然至今则主张民族者，则以满汉终不并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实；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以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则彼进，岂能望彼消释嫌疑，而甘心与我共事乎？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32]。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创办了《民报》。他们在《民报》上进一步对此进行理论说明。孙中山把他的革命思想总结为三民主义，他指出“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并号召以民生主义预防平民革命，“举政治革命 、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33]。汪精卫指出，中国六千年来的封建政治，是君权专制政治；二百六十年来的满清政治，是贵族政治。君权专制在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一贯遗传，“我民族之自演，而非由外铄者”。贵族政治是君权专制政治的恶性变态，是封建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结合。他提出：“欲颠覆二百六十年之贵族政治，当建民族主义；欲颠覆六千年来之君权专制政治，当建国民主义”。他认为君主政体与立宪政体的区别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两个方面。国家权力方面，君主政体以君主独断独行；立宪政体分解权力，各专其职又互为制衡。个人权利方面，专制政体不承认人民的自由，“国家对于个人，只有权利而无义务，个人对于国家，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立宪政体，“国家与个人，皆有其权利，有其义务”。两者相比，优劣不啻天壤之别。汪精卫把立宪政体分为君主立宪和民权立宪两种，指出中国革命的结果“必为民权立宪政体”[34]。
    革命派以欧美模式否定、批评了维新派戊戌时期提出并风行一时的日本模式。孙中山指出，凡是发起中国革命的仁人志士，都负有一种特别的使命，就是“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日本的文明是不是最好？“日本之文明非其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同样，日本的君主立宪也不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因此，中国未来应该以最优越的制度为目标。由此而言之，“君主立宪不合于中国，不得智者而后决”。他强调：“中国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35]。朱执信指出，中国的国情与日本不一样，日本民众对天皇没有恶感，而中国人民对于一贯背信弃义、荼毒民众的满清政府早已深恶痛绝，“中国之民，久受困苦于此恶劣政府，且习知其食言，又安从信之”[36]。所以，只能铲除满清政权，而不能通过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给满清贵族集团保留法律上、制度上的地位和特权。陈天华指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极端僵化的政治制度，因此，不应幻想满清政府有自我调适的可能。他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未有于一朝之内能自扫其积弊者也，必有代之者起，于以除旧布新，然后积秽去尽，民困克苏。”他指出：“今日满不去，则中国不能以复兴，此吾侪之所以不欲如日本之君主立宪，而必主张民主立宪者，实中国之势宜尔”[37]。这就是排满思潮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遗憾的是，它是在传统种族斗争文化心理的帮助之下，才迅速贴近了社会和下层民众。这是一种文化替代现象。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为脆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推波助澜；第二，同时又弱化了革命过程中的民主主义宣传。
    
    五
    
        排满思潮是革命民主主义与反满民族主义的二元思潮。从兴中会开始，革命派们就有意识地利用反满来契入民众，不断扩大革命宣传。冯自由指出，兴中会初期“所用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38]。孙中山、陈少白等利用它们对留学生进行启蒙，李书城回忆：“不久，我们与湖北早先派出的学生戢翼?、刘成禹、程家柽等接触以后，知道他们……同孙先生见过面，听过孙先生讲述排满革命的道理。他们并介绍我们阅读一些书籍，如《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及王梨洲、顾亭林、王夫之等明末清初诸大儒的著作，遂激发起我们的民族感情”。排满思潮高涨以后，在革命派的报刊上，大量刊登了有关岳飞、文天祥、夏完淳、郑成功、史可法、朱舜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事迹的图像、诗文。留学生们甚至钻进东京等地的图书馆中抄录了许多清军入关初期暴行和明朝军民抗清活动的历史文献资料，辑录成册，广为流布。《民报》创刊后，汪精卫、胡汉民以煌煌政论享誉一时，被称为“民报最有名之人物”，也不厌其烦地罗列满汉矛盾作为立论根据。《民报》公开呼吁：“有谙于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务祈据实直陈，发为篇章，寄交本社，又宋季明季 集史遗集下及诗歌小说之属，亦望惠借原书，或将原书抄录寄交本社，以资来辑”[39]。
        应当承认排满思潮的巨大政治动员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反满民族主义。梁启超当时就指出：“满汉两族并栖于一族之下，其互相猜忌者二百余年如一日，一旦有人焉刺激其脑蒂，其排满性之伏于其中者，遂不期而自发，此革命党之势力，所以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40]。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濒临四面楚歌，连忙发布上谕对反满民族主义力加辩驳：“至种族革命之谬说，容或有之，究居少数。况同在九洲之近，更何畛域可分，舜东夷而禹西羌。皆中夏之圣帝，其忍以自相残贼，同付沦胥？”[41]国民党元老、辛亥山西新军起义领袖阎锡山说：“辛亥之改革，可以说不是民主主义的力量；有之，亦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42]。章太炎说：“余身预革命，深知民国肇建之最有力者，实历来潜藏人人胸中反清复明之思想”[43]。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的胜利“就是民族主义成功”[44]。
        既然排满思潮呈现为革命民主主义与反满民族主义的二元性，而反满民族主义又是它过于丰满的外部形态，那么人们必然只能按照自己的认识角度对它进行理解和宣传。在少数革命派领袖中间，革命民主主义与反满民族主义的二元结构，体现了革命的目的和手段的相辅相成关系。孙中山强调：“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做两次做。……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45]。《民报》声明：“居今之中国，所为革命之本义维何，则仇一姓一族是也。夫为我汉族不共戴天之仇者，就广义言之，厥为满族，更进而言之，实则满族中之爱新觉罗之一姓”[46]。革命派领袖还具体规划了中国未来的民主蓝图。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即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考选权和监察权。他觉得从君主专制到五权分立之间，似乎应该有个过渡阶段，因为革命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一般革命过程中比较难以体现民权，所以弄不好革命之后会出现新的寡头政治。究竟如何顺利完成专制向民主的转换？他提出革命初起实行军事管制，三年之后实行约法之治，六年之后实行宪法之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以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历史前提的循序以进的民主化过程，反映了先进知识分子移植西方制度的独具匠心。可是还有许多革命派领袖似乎顾不上把关于民主的思考具体化，就革命派的大多数人说来，情况更糟。李书城回忆：“同盟会会员对孙先生多提‘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不大明白，以为是革命成功以后的事，现在不必推求。……因此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辛亥武昌起义以及各地顺应起义所用的共同口号，只是排满革命”。戴季陶指出：“当时三民主义义旗下的人，大都是一民主义――不完全的一民主义――这时候革命党所用的量尺，仅是以排满复仇主义作材料制造出来的。用这一把量尺，来量全国的人，合格的便是革命党，不合格的便是非革命党；换句话说，就是以排满复仇为民族主义全意义，是革命党的必修课，民权主义是随意科，民生主义，仅仅是科外讲演”[47]。孙中山自己在检讨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时也说：“当初同盟会也只明白民族主义，至于民权民生主义，不很透彻，其实民族主义也还没有做完”。
        上述革命民主主义的弱化，实际上反映了革命派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联系。种族斗争的社会思想遗产，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他们的价值判断，在中外民族矛盾和汉满矛盾巧合一致的历史条件下，它自然而然地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孪生兄弟。冯自由自述，其祖父冯展扬因交结太平军嫌疑被清廷迫害致死，因此，其父“抱恨终天，愤然间关走日本谋生活，居横滨数十年。甲午中日构衅，清军败绩，余父益愤清政不纲，毅然剪除辫发”[48]。黄兴也说过：“他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远不出仕清朝”。谭人凤有先祖从事明末抗清活动，“痛种族之沦亡，翼戴桂藩，奔窜蜀、粤。无力回天，赉志以殁”[49]。章太炎的情况最为典型，他自幼受到家庭的严格的民族主义教育。他说：“予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愤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之黄书，志行益定”[50]。章太炎上述思想变化，恰恰反映了满清统治下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事实。清政权曾经对江浙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进行了残酷摧残，然而高压统治决非万能。蔡元培说：“有明之亡，集义师，以与异族相抗萧何，于浙为最烈；而文字之狱，亦甲于诸省。故光复之思想，数百年未沫。……其绵绵不绝之思潮，则人人得而心摹之”[51]。章太炎就是江浙知识分子光复思想的杰出代表。他继承了黄宗羲、王夫之等人“重民”和“严华夷之防”的思想传统，揉合革命派知识分子种族斗争潜意识一拍即合，成了把他们引向资产阶级革命的媒介。对于革命派着重发动的会党和新军说来，反满民族主义几乎直接就是民主主义的替代。宋教仁说：“盖革命事重大……而攘夷大义，非徒外铄，尤需有所戴之，以为播殖”。这就是说，他们是利用反满民族主义来传播革命民主主义，可是，实际上这种利用变成了喧宾夺主。因此，辛亥革命思潮的排满特征，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思想教条解体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文化替代现象，是资产阶级革命发动过程中资产阶级经济和文化依然薄弱的表现。而这一点，只有在民主共和制呱呱坠地，但不堪封建势力轻轻一击的时候，才会令人酸楚地显示出来。
    
    
    注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唐才常：《唐才常烈士年谱》，《唐才常集》第273页，中华书局1982版。
    [2]同上书第198―199页。
    [3]康有为：《唐才常烈士墓志铭》，同上书第266―267页。
    [4]章士钊：《沈荩》，《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9页。
    [5]《毕永年削发记》，《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第74页。
    [6]《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
    [7]《中国灭亡论》，《国民报》第4期。
    [8]《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革命逸史》初集，第57页。
    [9]《癸丑新民丛报汇编》第829―830页。
    [10]《江苏》第2期。
    [11]《东京军国民教育会》，《革命逸史》初集，第109―110页。
    [12]《<革命军>作者邹容》，《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第49页。
    [13]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君墓表》，《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6页。
    [14]鲁迅：《革命军马前卒与落伍者》。
    [15]《传略》，《蔡元培全集》卷3第324页，中华书局1984版。
    [16]《吴玉章回忆录》第1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17]《浙案纪略》，《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330页。
    [18]张继：《祝北京大学生》，《苏报》1903年6月6日。
    [19]章士钊：《读革命军》，《苏报》1903年6 月9日。
    [20]《癸丑新民丛报汇编》第884―885页，883页。
    [21]蔡元培：《杨笃生滔海记》，《蔡元培全集》卷2第117页，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
    [2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1（下）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4月第1版，第521页。
    [23]《哀江南》，《江苏》第1期。
    [24]《近四十年世风之变迁》，《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辑。
    [25]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宋教仁集》下册第43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6]《秦力山传》，《辛亥革命》（一）第282页。
    [27]《宋教仁集》下册第436页。
    [28]《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民报》第1号，第68-69页。
    [29]《癸丑新民丛报汇编》第1135页。
    [30]《释仇满》，《蔡元培全集》卷1第172―173页
    [31]《正仇满论》，《国民报》第4期。
    [32]《绝命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55页
    [33]孙文：《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第2页。
    [34]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2号，第18-19页。
    [35]《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卷1第283―285页。
    [36]《驳法律新闻之论清廷立宪》，《朱执信集》上册第36页，中华书局1976年1月版。
    [37]《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1号，第48-49页。
    [38]《革命初期之宣传品》，《革命逸史 》初集，第10页。
    [39]《本社特别广告》（二），《民报》第19号。
    [40]《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新民丛报》第 92期。
    [41]《清廷关于解释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上谕》，孙曜：《中华民国史料》，《自武昌起义至参议院闭会》，第9页，上海文明书局1925年版。
    [42]《求学是去欲之良法》，《阎百川先生言论类编》卷6第79页。
    [43]《论读经有利而无弊》，《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15日。
    [44]《在桂林军政学76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45]《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46]《仇一姓不仇一族》，《民报》第19号，科学出版社影印版第104页。
    [47]《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国文化服务社1941年8月版第13―14页。
    [48]《自序》，《革命逸史》初集第1-2页。
    [49]《石屏传略》，《谭人凤集》第43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斑版。
    [50]《光复军志?序》
    [51]《徐锡麟墓表》，《蔡元培全集》卷2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