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球化视角看邓小平文化观
【 作 者】孙音音
【作者简介】孙音音(1957-)，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副教授。浙江杭州　310029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通过全球化视角，探讨邓小平文化观的开放性、时代性、科学性、民族性特征，领略邓小平文化观顺应人类精神发展的基本走向、代表和引导一个伟大民族新思维的宽广眼界与恢宏气度。
【摘 要 题】文化建设
【关 键 词】全球化/邓小平/文化观
【 正 文】
　　文化观的核心是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邓小平文化观高屋建瓴，极富科学魅力，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考，大大拓展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空间。这种科学魅力，与其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对全球化的把握。直面时代发展主题和中国具体实际，是邓小平文化观的基本思路。面对全球化浪潮，邓小平以包容性和前瞻性的视野，系统运筹和理性思考了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全面发展，从而建构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现代化思维框架。
　　　　一
　　对全球化现实与态势的关注，是邓小平文化观的理论起点，也培育着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广阔视角——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整体性、同步性和协调性。
　　20世纪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变化最烈、发展最快的100年，这100年带来最大的成果，若从世界文化发展角度看，其真正历史进步在于世界从此迈入全球化时代。何谓“全球化”？对其内涵的诠释多种多样，但毫无疑问，全球化最本质的东西是“全球意识”，也就是要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必须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重大意义。虽然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对此就曾预言，但是，如此急迫地呼吁“我们都是单一人类家族的一员”[1]，如此现实而自觉地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树立起“全球意识”，却发生于20世纪。全球化话题出现的内在动因有三：首先是各民族、各国家互相联系的日益紧密化。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指出：“在20世纪的进程中，世界五大洲之间、近两百个国家之间的交融和交往发生了巨大的量的飞跃，同时也发生了重大的质的飞跃……现代交通技术（不仅包括飞机，也包括集装箱运输船和大型油轮）、现代通讯技术、现代贸易技术以及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2](P5-6)当年邓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线，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谈到最大的感受是“快”。确实，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的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把各行各业、各国各地的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连在一起，使人与人之间、生产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建立在信息化、科技化之上。其次是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互相依存性日益突出。空间距离的缩小，使经济一体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其触角伸向全球各地，于是人类共生问题也开始紧扣人们的心扉，当“东京股票交易所的股市行情下跌，几秒种后，就会在伦敦、纽约、苏黎世或阿姆斯特丹引起连锁反应”[2](P5)时，当中东局势的任何微澜都在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时，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世界所面对的真正的重大问题是人类整体的生存问题。最后，人类文化自身性质也在昭示着国际化的内在必然性。历史学家与文化学家们早已证实，以往由于境遇不同、历史不同、发展的方向不同及步伐不同，产生了不同文明程度的差异，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应是同一的，人类文化受社会与历史的左右，也会走向趋同。一方面，作为社会现象，文化不是孤立与封闭的，不同特质的文化会相互作用与相互交融；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现象，文化不是静态与停滞的，风格各异的文化必然会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足迹，不断丰富与完善，不断借鉴与吸收。
　　可见，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而且也必然是政治、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过程。正是基于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命运、文化价值体系以及人类认知模式的思考，邓小平强调要从世界角度看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3](P282)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思想的局限和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在与国际接轨方面非常谨慎，并在研究本国的现状、未来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互动方面有失偏颇，导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开了相当距离。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既有着百废待兴引发的跃跃欲试，也有着历史惯性带来的迷惘困惑，邓小平从世界角度看问题这一宏阔视角，促进了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在观念上有了突破性的更新。中国的发展不能游离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之外，中国的问题只有放到整个全球系统才能得到解释和找到解决的途径。顺此思路，邓小平提出首先要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P105)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问题都受这两个问题所左右，中国也不例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趋势，除了给中国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还带来对世界的责任。一方面中国要利用国际环境快速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3](P158)上述论断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
　　　　二
　　正因为世界的发展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开放成为当今世界的突出特点。在开放性成为一个时代概念的同时，也呼唤着人们拥有包容的心态与开放的气度。
　　其实，开放性同样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由微弱到强化、由局部到广大。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动力：一是靠自身的创造、更新能力，靠自己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积累与进步；二是靠外来文化的不断补充、丰富、启发、刺激，在与外来文化的磨擦、搏击、竞争、交流、融合中发展壮大自己。后者往往是民族文化加速进步的重要途径。罗素在1922年写的《中西文化比较》中有这样一段话：“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则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廷帝国。”欧洲文明的演进就是这样一种互为接纳的过程。反观中国的情形亦然，尽管由于地理的和政治的原因给吸收异域文明带来诸多障碍，但仍然能看到我们的祖先不倦的寻求与吸纳的足迹，中华灿烂文化有谁能断言没有异域文化的贡献。
　　当然，之所以我们要强调开放性是个时代概念，是因为现代社会赋予了开放性更丰富的内涵。地球村时代是各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跟上时代节拍，从某种程度上讲，意味着人们将不断地审视和反省自身的开放观，积极地营造开放的氛围。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在拥有引以为豪的传统同时也固执地保有某种封闭心态的国家，培育开放心态更是一个重要话题。解放后三十多年间，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西方文化）在抵触与吸纳的交织中演绎着相互间的关系，但毋庸讳言，由于受传统思维观念、价值观念的影响，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仍以“闭关自守”为基本特征，从而与当代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邓小平果断地选择了以打破经济封闭为突破口，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来谱写中国发展新篇章。首先，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邓小平强调了各民族间取长补短的重要性，每个国家文化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4](P91)只有这样，社会才有不断前进的动力。第二，从建国以来的历史教训看，邓小平深刻反省了由封闭给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限制。他认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P78)“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3](P274)自70年代末到90年代，邓小平曾不下几十次地谈到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用心可谓良苦。第三，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特点出发，邓小平大胆地提出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科技成果，体现了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精神。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由第一阶段的工业资本主义、第二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第三阶段的信息资本主义，推动这一发展的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新生产力。这也说明，资本主义通过内在的改革与调整，仍具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虽然它的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正视这一现实，并利用这一现实，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创造良机，是邓小平开放思想的重要内容，正如他所说的：“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3](P274)“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3](P292)第四，从时代变迁带来的紧迫感考虑，邓小平以其对外部世界敏锐的观察力与感悟力，呼吁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不我待。随着新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中国要不掉队，不落伍，甚至要争取走在潮流前面，只有时刻关注并努力介入科技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主流。“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3](P299)奋起直追要有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彻底摒弃自守心态，接纳当代社会一切最新的文明成果。
　　　　三
　　全球化显然不仅仅意味着同一性与共生性，虽然伴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动态发展，将出现愈来愈多的文化认同，但认同并不预示着各种不同的文化特质会趋于泯灭。所谓文化核心和文化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的心灵中、深入每个民族的骨髓、体现着每个民族特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也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取向等，往往在历史长河中具有相对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各民族自身文化特质的相对稳定性，才构成了世界在相互联系中的多姿多彩。
　　所以恰恰相反，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是在全球性范围内为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化提供了可能，意味着通过以和平与发展为载体的文化认同，激活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使之共同参与人类文明建设，发挥各自的作用与影响。
　　在认识多元化这一时代特征上，邓小平一贯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各民族共存互补的多样性时代，共存是求同，互补是存异，一方面要关切人类共同命运，另一方面还要多角度、多层次、多样式地把握这种关切；既要努力追求共识，也要尊重和正视那些使世界上各民族彼此相异的在种族起源、地理气候、历史传统、价值观念、风俗沿革等方面的多样性。发展各民族文化不仅不会违背全世界人民要求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的愿望，而且还能从各民族文化中发现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资源。我们看到在20世纪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人们愈来愈认可这样一个事实：经济一体化是不可能脱离发展中国家的相应发展的，否则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打破了50年代以前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改变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单一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这一改变为多元化发展作了精彩的注脚。经济多元化必然带来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同时也向我们传统的一元思维提出了挑战。以多元思维来应对多元世界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发展，体现了更博大的包容胸怀。例如，在对待国与国之间的领土、领海纷争时，他极富创造性地提出：“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3](P49)以发展来求同存异，可谓示范了一种多元化新格局下的新思维，通过求同存异，化干戈为玉帛，共同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在南北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强调不能由北方主宰南方，“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3](P105-106)在对待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上，更是以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的“一国两制”新制度，开创了一国内多样多元发展新模式。此外，邓小平还一再强调中国要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是真正的不结盟，其实也是在倡导世界和平的维系要依赖于所有国家、地区、民族的力量，倡导着每个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方式介入国际事务。
　　古人所云“和而不同”，揭示了一个平凡的真理，即多样性与统一性是不矛盾的，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才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这种从“不同”到“认同”的过程，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中寻求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的发展。人类科学的发展证实了多样多元是物质世界进步和发展的根本，也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承认多元与差异，无疑将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话题。江泽民同志前些年在许多世界性的会议场合，如西雅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西伯利亚，都对世界的现状和发展从世界的多样性角度加以阐述，展示了中国人关注全球化的新视角和价值取向。
　　　　四
　　如果说多样性已成为全球化的内涵之一，那么，如何保持和维护多样性就不是简单的“民族部落主义”之争了。换言之，全球化与民族化不是对立的两极，全球化观照下的民族化才是充满活力的民族化，而充满活力的民族化将推动全球化的精彩纷呈和公正合理发展，于是，自觉审视和发扬民族精神，就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立足点。
　　有一首歌的歌词脍炙人口：“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以此来概括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化，恐过于表象，但却十分现实，这是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应当采取的态度。如何在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确认自己的价值定位，倘若没有一种民族大气，答案是否定的。什么是民族大气？这就是理性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在邓小平的理论思想和人格风范中，我们深深感受到这样一种民族大气。
　　——赤子之心是民族精神的根源。邓小平以其求索、奉献的一生注释了他在为美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的序言中所写到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当他成为祖国母亲的优秀儿子，也被世界所敬仰时，使我们真正感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自尊自信是民族精神的核心。邓小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他多次强调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刚健有为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并在多方面作了展开。在现代化认识上，邓小平反对“全盘西化”。20世纪现代化进程已证实，现代化虽发源发展于西方，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中国的现代化要有中国特色，要根据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来规划中国的现代化步骤和设计中国的现代化内容，而非盲目地“拿来”。他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3](P2)“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3](P265)在现代化运作上，邓小平强调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P3)只有这样，才能振奋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对待外来压力上，邓小平从不屈服，从“不信邪”，“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但“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4](P376)。中国人正是以这样一种民族气概，气宇轩昂地站在了世界大舞台上。
　　——理性自觉是民族精神的升华。邓小平从来就认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是需要注入新的活力的，今天所倡导的民族自尊与自信，绝非是对老祖宗的简单重复，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前者侧重于静态的、封闭的，而后者是动态的、开放的，从而使得民族精神散发出时代魅力。同时，邓小平也以冷静的思考告诉人们在全球化时代培养理性的批评判断能力和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全球化并非只是盛宴，它在给各国各民族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隐含着危险，从文化的角度看，全球化是融合与冲突互为交织的进程，其冲突的程度往往取决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也取决于各自文化价值的力量权重。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大多数国家其各自的特性将受到威胁，世界许多有识之士已日益觉察这一危机，“如果我们不把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传递下去，我们所能传给后代的东西就所剩不多了；而一旦全球化磨蚀掉我们传递传统价值的能力或意愿，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2](P62)因此，邓小平主张以科学态度对待外面世界，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鉴别、批判，汲取有益的，抵制腐朽的，在错综复杂的国际交往与文化渗透中，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推进自身的健康发展，最终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阐释，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了理性的桥梁，无论从理论意义或者实践意义来看，都具有着超时空的价值。就中国来说，现代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们的发展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不断提升看问题的境界，登高才能望远。我们既要保持民族自尊，也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既要把握民族腾飞的机遇，也要厚德载物，不愧为地球村一员。这是邓小平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展望二十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303.
　　[2]　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