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写作的最初起因,和《呐喊》的写作同时,“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⑵。现代题材就是当时的《呐喊》和《彷徨》,古代题材就是后来的《故事新编》。《呐喊》《彷徨》写作的持续时间较短,写完即编定出版。《故事新编》酝酿写作的时间极长,8篇小说从第一篇《不周山》(1922年)到最后一篇《起死》(1935年),前后经历了足足13年,至最后编定成集时,已经是晚年成熟的思想了。《呐喊》、《彷徨》基本按照写作年代排列,联系比较松散,虽然也具有若干形式特征,内在线索仍较隐晦。两书如果保存其佳作,而删除无关紧要的几篇,并不影响其整体思想和结构。《故事新编》则不然,删去其中任何一篇,都会使整部作品残缺不全,发生结构性的破坏。
在鲁迅一生的创作历程中,后来编成《故事新编》的8篇小说由于写作时间延续极长,和其他创作有其历时性的相应。例如《呐喊》可相应于《不周山》(《补天》),《彷徨》、《野草》可相应于《奔月》、《眉间尺》;《不周山》的女娲试手补天,正是《呐喊》打破“铁屋子”的努力,《奔月》的孤独落寞之感和《眉间尺》的悲愤绝望,又和《彷徨》、《野草》的情绪相通。鲁迅1923年以《不周山》结束《呐喊》,最初似乎仅是试笔运用古代题材而已,其思想属《呐喊》的一部分。但在陆续写成《奔月》、《眉间尺》之后,则已有了集聚古代题材为一类的设想。1930年,在《呐喊》出第2版时,鲁迅删除了卷末的《不周山》,则重编新集的决心似乎已下,所谓回敬成仿吾当头一棒,事后看来,或许仅是涉笔成趣的一个玩笑罢了⑶。《故事新编》是所谓“神话、史实和传说的演义”,8篇小说追溯中国民族文化历程的起始,犹如《朝花夕拾》10则追溯他个人文化历程的起始,其根本主题有严肃的意义。8篇小说组成了一个颇为庞大复杂的结构,其内容亦真亦幻,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既是小说,又掺以杂文笔法,隐含了鲁迅强烈的思想个性,有着颇深的象征意义。
《故事新编》8篇,如果按照写作顺序排列,其次应为(1)《不周山》(《补天》,1922年,北京),(2)《奔月》(1926年,厦门),(3)《眉间尺》(《铸剑》,1927年,广州),(4)《非攻》(1934年,上海),(5)《理水》(1935年,上海),(6)《采薇》(1935年,上海),(7)《出关》(1935年,上海),(8)《起死》(1935年,上海)。这一历时性的写作顺序,在编写成集时,作了两方面的重要调整,一是顺序调整,一是篇名调整。成集后的顺序调整,其次为(1)《补天》,(2)《奔月》,(3)《理水》,(4)《采薇》,(5)《铸剑》,(6)《出关》,(7)《非攻》,(8)《起死》。这里的调整主要有两篇,即原来在写作时间上居前的《铸剑》、《非攻》在成集时被分别移后了。成集后篇名调整也有两篇,即《不周山》改名为《补天》,《眉间尺》改名为《铸剑》。《故事新编》在编定成集时所作的这些调整相当重要,各单篇作品在调整后互相结合,由历时性转为共时性,形成了一个浑然整体。它们已不再作为单篇作品和其他时期作品发生关系,而是作为整部作品和其他时期作品发生关系。《故事新编》在编定后隐含着一种象数文化结构,其内在系统的思想内容颇为丰富。今试排列如下,并作若干阐发。
附图
在《故事新编》的象数文化结构中,11篇小说按横栏看,其次序为时代的上溯。《补天》、《奔月》是开天辟地的神话,此为上古。《理水》是大禹治水,此为夏;《采薇》是殷周之际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故事,此为商周;两篇小说的时间跨度为夏、商、西周,此为三代。《铸剑》写楚王的剑客,《出关》写孔老相继,此为东周的春秋。《非攻》写墨子,《起死》写庄子,此为东周的战国。《故事新编》8篇小说就这样从远古神话延续战国,给整个中国先秦历史勾勒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对于中国历史文化,鲁迅早年在《呐喊》首篇《狂人日记》中有过震聋发聩的评价:“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故事新编》则从《狂人日记》再往上溯,系统探求中国历史文化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如果仅以“吃人”两个字概括,并不恰当。《故事新编》构成了鲁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认识,其思想比早年丰厚多了。
8篇小说按竖栏看,可分为左、右两组。左边一栏的小说主人公为《补天》的女娲、《理水》的禹、《铸剑》的侠、《非攻》的墨,鲁迅基本持肯定态度,其思想核心为禹墨侠,此为阳。右边一栏的小说主人公为《奔月》的羿,《采薇》的伯夷叔齐,《出关》的老子、孔子,《起死》的庄子,鲁迅基本持否定的态度,其思想核心为儒道,此为阴。虽然肯定和否定这样的提法未必恰当,但基本倾向还是可以感觉出来。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相当程度是有所继承的,其主要内容就是禹墨侠。大禹的三过家门不入,墨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侠的嫉恶如仇,在鲁迅极其强烈的内在性格中,可以看出这三种精神的影子。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鲁迅一生批判的主要方面就是儒道。在禹墨侠和儒道两方面一褒一贬,既和五四以后的时代风气相关,而鲁迅的独特个性也有重要作用。从禹墨侠上升到《补天》,从儒道上升到《奔月》,8篇小说四阳四阴,涉及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取舍两方面以及他一生的思想倾向,结构极为严整。
《理水》、《铸剑》、《非攻》三篇,其思想核心为禹墨侠。鲁迅晚年曾经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盖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⑷这段话如果作为鲁迅晚年对中国民族文化的体认,有强烈的积极作用。如果把这段话和《故事新编》的禹墨侠思想例如《理水》对禹及其同事的描写加以对照,不难看出其间的相通。鲁迅的家乡绍兴是大禹陵的所在,如果把禹墨侠的思想和鲁迅若干生平事迹和思想予以对照:例如鲁迅喜爱并多次引用明末王思任的一段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⑸;《药》中在夏瑜的坟上添一只花环以及早年自号“戛剑生”等,更可以看出两者相通。3篇小说中,《铸剑》写作时间最早,《理水》、《非攻》在编集前没有发表过。《铸剑》由侠入手,《理水》、《非攻》写禹墨,乃探求侠之根。鲁迅后来在一封信中说:“《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⑹鲁迅小说中漫画化的戏笔极多,但对侠的精神在内心深处还是敬重的,这也和鲁迅一生嫉恶如仇的峻急性格一致。鲁迅一生正面表露自己思想的文字极少,但在《故事新编》中它们透露出来了。
《采薇》、《出关》、《起死》三篇,思想核心为儒道。《采薇》涉及的主体思想是后世的儒;《出关》写孔老,涉及的是儒道;《起死》涉及的是道。3篇小说写于同时,《出关》是最重要的一篇,也最精采入神,《采薇》、《起死》则信笔而写,似由《出关》化出。对于儒道思想,鲁迅基本持批判的态度。这里既相关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认识(参见《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935年、《〈出关〉的关》1936年),也相关着他对自己的严格解剖,两方面互相联系。鲁迅早年曾经回顾过自己:“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关。”⑺这里涉及的就是儒道思想的影响。鲁迅其实还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而且据说也深通老庄⑻,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两家的批判态度。至于儒道两家本身的优劣,鲁迅后来这样评价:“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⑼尽管同为批判,却仍然重进取而轻退走,鲁迅尚刚的精神品格,亦由此可见一斑。
《故事新编》以《补天》和《奔月》两篇开始,这两篇小说的互相补充,犹如《呐喊》、《彷徨》的互相补充,定下了全书的基调。两篇小说中,《奔月》的心境比较悲凉,技法也较为成熟。小说取材于上古神话,但现实背景却是大革命失败后的时代气氛。《新青年》团体散掉后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以及同一营垒的“青年战友”“射过来一条暗箭”等等,均在小说中留下痕迹。羿以盖世箭艺射月,而月亮仅仅“只一抖”,毫无伤损,说明了敌方营垒的强大。小说的基调以抑为主,充满了英雄迟暮之感。然而《奔月》之前还有《补天》,此篇小说“原意是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但由于一些其他原因,“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⑽就单篇小说而论,《补天》不是结构完备之作,艺术上也不能算成功,但从《故事新编》整体来说,它是完成全书结构的最重要作品。在鲁迅作品中,以正面描写为主的作品不多⑾,但《补天》在相当程度上可归入此类,所以颇为可贵。以哲理而言,天其实是不可能周的,“天缺西北,地不满东南”实际是永恒现象,人所能做的,只能是不懈的“补天”努力。所以《补天》的入世确实胜于《奔月》的出世,鲁迅以“补天”开场,定下了全书的昂扬基调,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的倾向性。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以“补天”为题材开场的小说还有《红楼梦》。《红楼梦》的思想根基在佛道,故小说以一僧一道的飘然出入作为沟通全书的线索;而《补天》的思想根基则在西方的精神分析家fú@①洛特(今译弗洛依德),故小说着力描写“性的发动、创造和衰亡”。高层次文学作品对核心内容的处理,实际上离不开对当时时代最先进思想的体认。《红楼梦》体认佛道思想颇有深入之处,所以声华烨烨,其味弥久。《补天》则对近代西方的某些思想有所体认,虽然未必充分,但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时代思潮的反应。在《故事新编》中,《补天》运用中国古代题材并结合以西方的近代思想,开创了一种写法,就是这部结构不完备之作完备了全书的整体的结构,所以镇住全书,极其重要。《故事新编》如果从象数文化结构的角度观之,8篇小说的互相耦合,似有八卦之象,而《补天》上出之,犹乾象焉。《故事新编》可作为“五四”以后中国高层次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体认之一,其内容确实多姿多采,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当然还可以有其他体认,也应该有其他体认。
【参考文献】
⑴鲁迅:《自选集•自序》,见《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第456页。按此5种创作为小说3种,散文2种,以象数喻之,可当“叁天两地”之象。
⑵⑶《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第341、341~342页。
⑷《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见《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第118页。
⑸见《女吊》,《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第614页。又《致黄苹荪》(1936年2月10日)《书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06页。前者语气尚平和,后者直截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
⑹《致黎烈文》(1936年2月1日),《书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299页。
⑺《写在〈坟〉后面》,《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285页。
⑻参观徐梵澄《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先生也深通老庄,胸襟几乎达到了一极大的沉静境界。”《鲁迅研究资料选辑》第11辑。在鲁迅遗留手迹中,有应“伯@②先生”嘱而写的两幅字。其中一幅是郑所南的《锦笺余笑》,“昔者可读书,今已束高阁;只有自是经,今亦俱忘却。时乎歌一拍,不知是谁作,慎勿错听之,也且用不着”。这首诗基本属道家思想。另一幅是李长吉诗句:“金家香弄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伯@②先生”即徐@②,徐@②到香港后,晚年很怀念这两件墨宝。见柳苏《徐@②也是‘三毛之父’》,《读书》1988年第10期。
⑼《〈出关〉的关》,《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第520页。
⑽《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513页。
⑾《答国际文学社问》:“我大约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鲁迅全集》第6卷,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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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上艹下弗
@②原字左讠右于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