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制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③]当某一社会问题成为公共政策干预的对象时，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一社会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且将对今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关爱女孩行动的开展，就是在国家有关部门倡导之下、运用公共政策手段针对我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进行引导、纠偏的活动。这一活动，是党和政府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推行20年多后，对我国人口问题认识进一步深化的表现，也是我国政府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确保我国人口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从社会性别分析的视角，以现实政策实施效果为依据，对 “关爱女孩行动”做一解读，以促进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调节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升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对进一步促进我国性别公正、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有益的。
 
一、 “关爱女孩行动”的政策类型及相关性讨论
性别结构的平衡是社会总平衡的基础,出生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调，必将殃及子孙后代，危及国家人口安全，破坏社会稳定，影响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央11个部委于是2002年11月联合发布了《关于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的意见》, 之后， 2003年8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精神指导下，全国11个省市开展“关爱女孩行动”专项活动。
“关爱女孩这项任务，同总人口和各个亚人口及其变量即人口的规模、增长速度、出生和死亡、结构、分布、迁移、质量等，同属公共管理的对象，各自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④] “关爱女孩行动” 涉及国家人口安全及国家长远发展目标的大问题，具有了公共利益的特点。政府运用权威、公共政策进行管理、制约、导向，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实现其职能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也是人们认识“关爱女孩行动”政府行为的一个大背景。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针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抓住“专项治理出生性别比”这个关键，综合运用宣传、法律、教育、行政等手段，关注、尊重、维护和发展女孩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行为，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得到了初步遏制。根据政策功能可以把这些政策划分为三种类型，即：鼓励保护性政策、打击控制性政策、宏观调控型政策。
（一）、鼓励保护性政策。出台鼓励保护性政策的目的在于倡导、张扬先进、积极的价值观而否定、摒弃落后、愚昧的婚育观，进而在社会上树立起具有时代气息的新风尚。在“关爱女孩行动”中，各地出台的鼓励保护性政策主要是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利益的诱导；主要是体现在对生育独女或二女孩的家庭或女孩本身的切身利益获得与维护方面。这一政策的制定主要是由人口计生部门牵头、关爱女孩行动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参加、以党委和政府的名义公布的、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物质利益导向的扶助措施。以江西省为例，省人口与计生部门和教育部门联合下发的《江西省农村二女不再生育和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子女中考优惠加分的实施办法》、省人口与计生委制定的《关于为农村独生子女办理健康平安保险的指导意见》等等，都较好地体现了对农村二女户及家庭的关爱。另外，全省共有70%的县（区）设立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奖励基金，各地卫生、教育部门实行了女孩就医、就学方面的多项扶助政策、积极开展“一帮一”等结对帮扶活动，加快女孩户家庭脱贫致富步伐。在党委政府统一指导下，教育、卫生、工商、共青团、妇联和涉农部门积极发挥行业优势，把本部门日常工作与落实关爱女孩利益导向政策结合起来，使每个部门都能在其中发挥作用，做好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工作。人口与计生部门、财政部门做好计生家庭的一次性奖励工作；农村信用社、农业开发办、农业局等提供资金、信息、技术方面的优惠，优生扶助农村计生户发展生产；劳动就业部门、劳务输出单位和用工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录用农村落实避孕节育措施的独女户、二女户孩子就业；卫生部门对落实避孕节育措施的独女户、二女户小孩在本辖区内公办医院就医的医疗费用减免，免收挂号费，酌情减免手术费、治疗费、住院费等。二是精神情感方面的鼓励与支持。如江西一些县进行“十佳女孩”的评选，对优秀的女孩及家长披大红花，颁发奖状，以示荣耀，对评上的女孩支助其上高中、上大学。等等
从社会影响的角度上说，鼓励保护性政策的实施，使农村部分计划生育扶助对象直接地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为人们更好地理解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起到了宣传、示范的作用。
在看到“关爱女孩行动”鼓励保护性政策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要清晰意识到以下两点：其一是，鼓励保护性政策实施效果的好坏，关健在于财力的支持，没有经济做后盾，这一政策在执行中就可能打折扣，政策受益者的人权益就可能打折，刚刚树立起“好政府”的形象就会受损。因此，对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家庭的经济利益的扶助资金必须足够到位，财政预算一定要有足够的预留。换言之，要实现我国在2010年出生性别比基本平衡的目标，鼓励保护性政策的力度只能加强，决不能削弱。在实际调研中，我们还了解到，由于现有的物质利益诱导的政策其力度还非常小，如一个小学生，本应该交学杂费是210元，能免的只是杂费部分,如果一个家庭有两女孩同时读书，真正减免的金额还是小的。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财力薄弱,,根本无力垫付这些的公共服务支出。希望即将开始国家“十一·五”规划将加大公共财政支出，对农村公共服务条件的改善带来福音，肯定也能为“关爱女孩行动”营造更良好的环境。
（二）、打击控制性政策。针对社会上还存在许多严重损害女孩权利的行为和歧视女孩的偏向，制定一些强制性措施对一些行为如“两非”行为、弃婴、溺婴等等加以打击、控制是行政手段的一种。我国广大农村有着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统治，“男尊女卑”、“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落后观念仍深藏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再加上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家庭生育观发生巨大冲突之时，没有强制性的行政措施控制人们的生育行为，是不行的。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条文中相关条款、国务院颁布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国家计生委、卫生部、药监局《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都对保护女婴和女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贯彻好这些法律法规，还必须要有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实施办法，这个办法也就是当地的“政策”。当然，各地的措施必须是在不违犯上位法的前提下制定的，是有法可依的行为，特别是在当前强调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打击强制性政策与法律、法规相比，它有反映更及时、迅速和效果明显的特点，这也是政府履行行政职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打击强制性政策主要是针对“B超”的使用。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们认为，“私人诊所B超机的使用，或者某些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对B超机的滥用，都使流产中的女婴数量多于男婴。这是出生性别比失调的最直接原因”。[⑤]许多地方，成立了由行政领导挂帅的专项整治工作机构，有的地方甚至于开展跨省际的合作，如九江市与湖北、安徽等周边省的多个县建立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区域协作制度，经常互通信息、联合行动，还建立了超声和染色体检查技术准入制度鉴定胎儿性别监督制度、16周以上终止妊娠申请审批制度，对B超使用实行严格准入、挂牌上岗、持证检查、建立了监督、详细登记等制度，有效地堵住了管理的漏洞，为打击“两非”起到了威慑作用。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执行政策时,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不能形成合力，那专项治理活动只能是走过场而已。从现有的B超使用部门来看，一方面是人口计生部门计生服务站需用B超为优生优育做合法的孕产期检查，另一方面是农村医疗部门需用B超做一般性的医疗诊断的检查，但由于管理上的不严密与部门之间的配合出现漏洞，就可能出现即使发现了有人利用B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之后有堕胎行为，但查处起来非常困难。因为，很难判断是哪个部门人员造成了这一事实。这也就是在一些地方，尽管出生性别比非常高，但却很难找到查处的对象的原因之一。
（三）宏观协调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功能在于从根源上消除人们的生育偏好,真正实现性别公正。“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家庭生育的有计划与国家生育控制的有计划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国家控制住了人口数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但家庭生育影响了婴儿的性别比结构，导致了女婴的短缺”。[⑥]说到底，出生性别比失衡是长期以来封建思想“男尊女卑”、“养儿防老”没有清理的反映，也是长期以来我国“男女不平等”思想观念的积累。因此，从源头上遏制出生性别比失衡，光靠短期专项治理只能是治标而不能治本。加大国家在宏观政策层面上的力度，提高全社会的男女平等意识才是找到了遏制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真正原因。 “我们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 ”[⑦]是1995年在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中国政府向世界作出的庄严的宣言。使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有“男女平等”的意识、有性别分析的眼光，使各种法律、法规在制定中能着眼于长远公共利益、着眼于社会公平与性别公正，从根源上消除出生性别比失衡，对我国来说，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所以，“关爱女孩行动”不能仅仅是为满足女孩或女孩家庭争得一些物质利益，而是要立足于解决妇女发展的阻碍，立足于妇女的战略利益的实现。若只是解决了女孩或女孩家庭眼前的经济困难，社会上却大量存在女大学生（研究生）就业受到歧视、女性劳动报酬低与男性、女性角色主要定位于家庭、属于社会的“第二性”等诸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那“关爱女孩行动”的鼓励保护性政策、打击控制性政策是不可收到预期效果，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育偏好和对两性评价的标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宏观协调政策是应该锁定在消除男女不平等根源上，它不仅仅是营造一种氛围，宣传一种价值观念，更重要的是为具体政策措施提供法律保证。穆光宗先生所言：“关爱女孩”重在“公正赋权”[⑧]。“关爱女孩行动”宏观协调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重上提高妇女的能力建设上。当然，没有具体配套措施与之跟进，宏观调控政策将变为符号政策或是象征政策，写在纸上，搁置在法律文本之中。同理，政府在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上没有具体措施，改变“重男轻女”观念没有物质利益作为保障，那就会掉入唱高调、玩空转的怪圈。“关爱女孩行动”最终目的是要为妇女们长远发展奠定基础，而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困难。如果宏观政策上诸如妇女的教育权、劳动权、生育权、参与权等方面不能在全社会形成保障网络体系，如果不能着眼于提高妇女发展的能力出发，即朗维分析框架中所言“妇女维权，使女人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地位，平等参与发展过程，从而与男人在平等基础上控制各种生产资料”[⑨]的话，那么，“关爱女孩行动”只能停留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层面上。
综上所述，“关爱女孩行动”的一系列公共政策，应有其三个不同层次的目标价值：长期目标：推动社会公正，实现性别平等，构建和谐社会；中期目标：出生性别比达到自然比值，人口质量得到优化，人们基本树立了新的生育观；近期目标：对“两非”行为进行遏制与打击，保障女孩的生存权。这三个层次的价值目标是一个完整体系，损缺任何一个层次都可能导致整个价值目标体系的瓦解。当然，这三个层次价值取向需要三个与之对应的政策保障：鼓励保护性政策是从微观的角度解决生育独女家庭或二女孩家庭与女孩的利益，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一个个行政相对人的充分理解与支持，好的政策难以维继。如果宏观协调政策不能为提供足够的长远支持与供给，就意味着“关爱女孩行动”仅仅是一种临时性的对策。宏观协调政则是立足于从长远、深层次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问题；而打击强制性政策只是一种策略选择罢了。如果宏观协调政策不能得到真正的认同与贯彻，出生性别比也许依靠强打击强制性政策暂时的回落了，但反弹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强制性政策执行的基础是政策相对人极不情愿被迫服从，只要一放松，他们就可能反弹。因此，打击强制政策执行其成本是三个政策执行中最高的，它得作用是有限的。因此，这三个政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整体的三个方面、相互补充不可偏废某一方。
　
二、”关爱女孩行动”政策执行中多重因素分析
影响公共政策效果的因素是多重的，有政策内容本身的、有政策执行者的、有政策相关利益人的、有政策执行环境等等。即是说，同一公共政策，均会因以上多重因素中的某一个因素的差异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在人口问题上，我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制订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已形成了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回顾我国20多年计划生育实践，从公民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排斥到逐渐认同再到自觉执行的发展过程，实质上都是在政府主导、推动、公众参与的公共政策贯彻与执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已形成了基本共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绝不仅是某一政府部门所能够做到的。进而言之，“关爱女孩行动”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政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新举措，仍然需要全社会来共同推进才可取得最佳效果。
各地人口与计生部门的确把关爱女孩行动纳入了本部门的工作之中。“关爱女孩行动”中确定的这些政策从当下开展的效果来看，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一些侵害女孩权益的不良行为起了震慑作用，引起了一些国际媒体的关注[⑩]，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等等。我们在看这些正面的影响与作用的同时，还应清醒地意识到，“关爱女孩行动”因开展的时间短，人们对它的认识有限、其影响力有限、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远没有达到决策者设想的效果，不少的人仍然只是从局部利益出发，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衡只能是将在今后引发几千万中国男性公民配偶紧张”，并没有从社会公正、保障人权、国家长远利益等多重角度来认识出生性别比失衡将带来的严重恶果。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当谈起“关爱女孩行动”时，或是一些人说 “那是计生部门的工作”，或是有人说“这个活动没有听说，只知道有‘春蕾计划’、‘希望工程’”；也有的人认为，现在各地出台的一系列“关爱女孩行动”政策措施，依然是具有输血性质的扶贫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人性别生育偏好上的“重男轻女”倾向；还有的人认为，“关爱女孩行动”只是在农村开展的，城里不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诸如此类的看法，直接影响到“关爱女孩行动”的政策效果，甚至影响整个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执行效果，不得不引起人们进行更深的思考与分析。
首先，“关爱女孩行动”具体实施部门所能调动的资源有限，影响了政策效果。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权威性，而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又直接维系政策执行效果的高低。实践中，各地区虽然都有“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甚至于“出生性别比专项治理领导小组”，但由于日常工作主要是由人口与计生部门承担，许多部门的同志认为“关爱女孩行动”就是人口与计生部门的事情了，对他们单位而言，只是“额外负担”。这就使得“关爱女孩行动”中，具体实施部门产生了畏难：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都是政府的一个部门，除非分管省、市、县领导出面协调，否则平级协调不好办。政府部门的分工是现代社会正常、有序运行的基本要求，同样政府各部门间的合作与配合也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要求，没有政府各部门间的合作与协调，再好的政策也终将因各自为阵的政府办事程序与职能而分割了。因此，增加“关爱女孩行动”具体实施部门的权威性与各相关政府部门的协调是十分重要的，“横向联系是当代管理活动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平行执行机构之间应相互沟通信息、主动配合、协作。”良性互动[11]。只有把公共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和执行政策机构的权威性结合起来，才能使公共政策达到应有的效力。
其次，“关爱女孩行动”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与工作态度影响了政策效果。“任何一项政策最终都靠执行者来实施，执行者对政策的认同、对政策执行行为的投入、创新精神、对工作的负责、较高的政策水平和管理水平是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重要条件所在。”[12]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认同水平关系影响政策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执行人对此问题的认识程度。如果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实现工作目标，那可以说这样的政策只能是短期性的，所制订的办法只是为了完成短期内工作的需要。客观地说，计生专干在人口日常管理中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迹。但我们还得看到，光凭工作热情是搞不好工作的，那仍然处于被动之中，只有在提高了自身素质的基础上，把朴素的情感转化成对工作正确认识才可能发挥出工作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关爱女孩行动”面对的是老百姓的个人利益，如何使公共政策为百姓所认同、接受，每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方法与水平有巨大的活动空间。但由于我国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及干部提拔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关爱女孩行动”中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行起来马马虎虎，做表面文章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还有的地方以查处“两非”特别困难为由，对打击“两非”行为不力；还有的工作人员对中央强调的“七不准”很不理解，仍然习惯用强制性行政命令与手段，等等。
“关爱女孩行动”中公众参与的有限影响了政策效果。“关爱女孩行动”的过程，对群众而言，是新婚育观念取代旧婚育观念的过程，采取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相关知识的宣传、激起公众参与的热情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现实中，乡村人口学校的作用发挥的并不理想，对育龄对象的宣传、培训难以集中，即使是花大力气请了来育龄对象，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而已。所以在“关爱女孩行动”中也存在一些群众的不理解或片面理解的行为，这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策执行的效果。
 
三、几点建议
“关爱女孩行动”的目标主要是在努力实现“2010年实现出生婴儿性别比趋于正常、初步形成新的婚育观念和生育文化”，这一目标离现在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要达到这一基本目标，最少以下几点是当前十分迫切的任务。
首先，在全社会进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与教育。特别是加强各级决策者们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学习与理解，使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从思想观念上解决“关爱女孩行动”的价值取向问题。同时，还应加大寻求在新形势下构建新的婚育观念和生育文化的新形式，解决人们观念更新问题。关爱“女孩行动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的定位不准确，“关爱女孩行动”只能停留在工作层面上，而不能实现其真正目标。当然，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但这努力一刻也不能放松。各地在“关爱女孩行动”的政策类型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性，究其原因，不仅仅有经济基础问题，更重要的是决策者们对“关爱女孩行动”认识问题所致。
其次，完善“关爱女孩行动”的协调机制，发挥相关部门的业务优势与职能优势，增大其协调能力与权威性。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指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系统工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协调有关部门，动员全社会力量实行综合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规定了相关部门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法定职责，规定了社会团体协助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律责任。“关爱女孩行动”涉及到众多政府部门和组织系统，目前尚没有哪一个部门能够独立承担起计划生育工作全责，也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全部包下“关爱女孩行动”所有政策的执行。因此，发挥人口与计生部门在人口工作中的业务与职能优势，党委、政府协调好教育、文化、财政、劳动人事、卫生、公安、民政等有关部门是非常重要的，要有定期协调机制和稳定的工作机制，走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不少、实际工作却难以落实的局面。
第三，确保各级政府对“关爱女孩行动”利益导向机制是长期延续不断的。“关爱女孩行动”是政府倡导的、配之与具体政策利益导向的重大行动。因此，政府投入的质与量，是直接关系这一活动目的能否达到的关键。在当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履盖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广大农村养老保险还非常薄弱，人们的生育偏好依然停留时间在“男强女弱”、“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之中，现实生活中各种信息又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社会上男女不平等的诸多现象，纠正人们在性别上的偏好，“关爱女孩行动”方面的政策是否配套、是否能落到实处是至关重要的。鉴于过去我们一些政策调整中向群众解释不够，引发群众对政府误解的教训，更是要做好解释宣传工作，确保政府的权威性，从而消除群众对政策的疑虑。政府在“关爱女孩行动”方面的手段、保证条件供给是否充分是与能否达到目的起着主导作用。从现有的物质发展水平来看，在我国没有政府资源性的保护政策，难以达到在短时期内通过自然规律协调出生性别比目的。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说，人口问题直接与公共利益相连，在政府实施“十一五”规划中，强大对公共事务投入的基本精神指导下，确保“关爱女孩行动”的财政投入也是应有之义。因此，在各级政府加大公共财政支出的前提下，增加对人口与计生事业相关事业的投入，特别是农村医疗、养老保障、义务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是切实体现以人为本、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要求。
第四，建立“关爱女孩行动”监督反馈与目标管理考核机制。在江西一些县区，不定期地组织人大、纪检、监察、人口与计生等相关部门对农村独生子女、已扎二女户女孩子及其父母奖励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发现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欺上瞒下的单位与个人，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和当事人严肃处理。这些做法都非常好的。但现有的计生考核指标体制分为“党政线”与“计生线”，还有计生工作的“一票否决”制度，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走形式、没有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如何使现有的目标管理考核机制与“关爱女孩行动”统一起来，还需要加入性别统计的指标，还需要严格按现有的制度执行，检查评估过程中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现象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在“关爱女孩行动”中实事求是，把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事情落到实处，还需要监督与考核机制完善与真正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