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日本的自我反省和鲁迅
（一）战后日本之“反省思想”如果回顾一下我们战后50年的鲁迅研究的出发点的话，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着以战败为契机的“民族的自我反省”这一动机。“自我反省”一词，出于战前KarlL?with《欧洲之虚无主义（DerEurop?ischNihilisms）》：“明治以来，日本人从西方学来了许多东西，唯有欧洲文化之根底自我反省却没有学到，而且是用日本式的自重偷换了它”。这段话，因为被丸山真男的《日本之思想》（《岩波新书》）所引用而为众人所周知。之所以称之为“反省思想”，是因为在跟亚洲式的“停滞”相对的欧洲近代“发展”之背后，存在着“（通过自我反省）而发展这一欧洲固有的思想”，而开始接受这一“思想”，正是被迫进行“第二次开国”的日本战后思想史上的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把这反省思想限于中国研究、鲁迅研究的范围内来说的话，那就是在对侵略战争的反省的基础是，对中国革命的成功表示吃惊，再加上那完全无视实现这一成功事业的中国人的精神力与伦理的自我反省。在竹内好的《鲁迅》和《现代中国论》中，把这两个反省归结到了一点。在日本国内，一部分保守政治家非难这一自我反省（《日本国宪法》的三大原则，基本人权、民主、放弃战争，代表了这一反省）为“自虐”的 呼声甚高，这证明“日本式的自重”还活着。我想从再一次确认这一点来展开我的论述。
（二）“民族的反省·忏悔的文学”在这一带着自我反省来进行的鲁迅研究的背后，存在着把鲁迅文学视作“民族的自我反省之学”的理解。这种见解，不仅存在于日本友人的论文中，而且近年在中国也有把这“反省（忏悔）思想”看做来自西方基督教，并以此范畴来讨论鲁迅的“自我忏悔意识”的①。竹内好在他的《鲁迅》（1943年）一书中，称鲁迅的文学自觉“乃相似于宗教信仰者之罪的自觉”，“鲁迅文学之根据，乃是应该称之为无的某种东西”，又说“在把鲁迅看做赎罪文学的体系上，我抗议那种把他看做单纯的爱国主义者的看法”。竹内好之鲁迅研究成为战后鲁迅研究的出发点，其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他看到了在《狂人日记》的背后跟某种超越者的邂逅（自觉），深刻地捕捉住了鲁迅文学的“反省·忏悔”的特征。至于在中国这一个没有超越神的文化风土的环境里，鲁迅的“赎罪”意识究竟是“面对着谁”的？（一个人站在超越神面前时，才有“罪”的意识）竹内写道：“……深夜，他只是跟那个谁的影子对坐。毫无疑义，那不是靡菲斯特（Mephisto），也许更像汉语里的鬼。”把一切人看做“罪人”，这是西欧的人生观。鲁迅的“自觉”，不是跟西欧式的超越神相遇，而是在跟“鬼”的对坐中产生的 。在日本战后的“自我反省思想”中，竹内跟丸山真男、大冢久雄等人（或可称为“西方主义者”）之不同，就在于此。我拟论及的也是这个问题。
二、“生命”之位相
（一）把人理解为“生命”日本战后的鲁迅研究的动机之一，是试图站在对日本“疑似近代”的反省的立场上，通过鲁迅看到“真的近代”。也许说得太简单了，
所谓近代就是使人从封建规制中解放出来，树立起人的尊严的时代。那么，该解放的“人”是什么呢？鲁迅从尼采那儿学来的人，首先是要有自主的“精神”（《文化偏至论》）。但是，还有一种看法，是把近代看做是解放“肉体（欲望）”的时代。鲁迅从尼采那儿看到的“人”，是“个人（个性）”。而不久以前，在中国却是一直把现代看作是“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扬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时代。进而，还有人指出，近代“知性”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以及西方的“主体性个人”等论调造成了公害，还造成了人的癹外。在这种情况下，把人理解为“生命”的人生观，应该如何置放它的位置呢？置放在哪里呢？作为“生命”的人之解放，不是包含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吗？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看鲁迅的观点。这是本文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二）亚洲近代之初心我曾指出，鲁迅的《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跟北村透谷的《内部生命论》有着相通的地方，可以说他们都发现了作为“生命”的人的尊严②。《内部生命论》虽写于1893年，但据下文将引及的铃木贞美的文章，至1905年在他的全集出版以后，才得到社会的重视。那正是鲁迅来日本留学的时候（1902－1909）。
透谷写道：“造化支配人，然人亦支配造化。人之内部所有之自由精神不肯默从造化。”同样的思想，乃是留学期间鲁迅论文的特点之一。其实，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作为教科书使用的《伦理学原理》里的批语，也跟透谷所言相似。其后，“反对自由主义”的毛泽东也认为，从自然独立出来的人的主体性，乃来自于“自由的意志”。鲁迅、透谷、毛泽东，这些亚洲的青年之魂，一开始跟西方相遇时（虽然他们理解的内涵有所不同），恐怕都为西方那种具有发展的、自由的精神的人生观所感动。可以说，这是在鲁迅初期论文中所提到的对“人类尊严”之发现。透谷在《内部生命论》里，是在这样的文脉中提到“生命”的：人，果有生命乎？这里所说的生命并非指五十年之人生。吾信人有生命，……彼之文明、彼之学艺，乃外物，……非吾所言者。“生命”、“不生命”，此即东西思想之大冲突也。外部文明乃内部文明之反映，故东西二大文明之要素，其差异唯在于有无尊重“生命”之宗教。优胜劣败，非此而何？
透谷用“生命”之有无，来区别东西文明，认为由此而“优胜劣败”。这一认识，跟后面将论及的、鲁迅所说的、在中国的书上看到的是“死人的乐观”，在西方书上看到的即使是“颓废”也是“活人的颓废”这一认识是一致的。在日本和中国，都把“生命”跟“精神”、“个人”相并列，把它作为传统思想中所没有的西方近代思想来接受。
去年出版的铃木贞美的《用“生命”来读近代日本》③，正如其书名所示，以“生命”为关键词，试图探索日本近代思想。在中国，去年也出版了《中国文学观念之近代变革》④一书。作者认为，旧文学把文学视作跟“政教”相联系的“道”的显现，而“五四”新文学则把它看作是“人生”即“人的生命体验”的表现；从这一转换中，可以看到文学观的根本变革。在日中两国，同时出版了把用“生命”一词表现出来的人生观看作划分近代与前近代的关键的书，使人感到这是一个今日亚洲的共同课题。
三、大正的生命主义与鲁迅
（一）中泽临川和鲁迅最近读到一位学者的论文⑤，他据上述铃木的书，以鲁迅的《随感录六十六》（《新青年》1919年11月）和载于《中央公论》1916年1月号的中泽临川的《生命之凯歌》为例，指出鲁迅受到了大正时期的“进化论生命主义”的影响。转引中泽的叙述如下：况生命之本性乃乐观。于虚伪、罪恶、皆笑而凌驾于其上。整体之生命，轻蔑死。生命，笑，舞，嬉戏。面对死，构筑，积蓄，
于是爱。于是，我等可不至于失望。否，我等任何场合，均不失望。……艺术、自然之无限，电子与放射能之发现，心灵……，美之物，自由之物，唯有人性。生命之大道，光芒万丈。为了便于读者对读，这里把众所周知的《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中的有关部分也引录如下：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
对读一下的话，正如那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鲁迅很可能参考了中泽，我们可以看到两人的共同的“进化论生命观”。
（二）大正时期的生命主义大正时期的文艺、思想跟中国留学生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远比现在更为亲密的同时代性。最好的例子是创造社。鲁迅兄弟俩也几乎同样，即使回国后，还是密切注视着日本文化界的动向，不断购读日本的杂志和书籍。鲁迅能看到《中央公论》上登的中泽的文章，这不足为怪。
据铃木贞美说，田边元在他的《文化之概念》（大正11年《改造》3月号）一文中，用“生命主义”的概念来说明“文化主义”。他说，所谓“生命主义”，是一种“重视作为支配现代思想基调的生命的创造性活动的倾向”，是一种“自由地发现那作为个人内部所具有的自然力的生命思想”。另一方面，它还变成内面的宗教性和神秘的半兽主义而出现，同时，还是唤起以“从一切社会的不公正中解放出来”为目标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这样的“生命主义”，鲁迅也承认。
（三）“人要生存”当然，问题是鲁迅在这个问题上所具有的独特性。在鲁迅的文章里，看不到中泽的那种把电子、放射能以及心灵透视都列入宇宙生命考虑的“生命主义”。不仅如此，中泽的文章，乐观而明朗，把自己置于生命一侧；而鲁迅的“生命的路”，在他的文章里，可算是一个例外，比较乐观，但不及中泽。在这里，表现出他虽是一位进化论的宣传者，但他自身对未来并不相信。退一步说，即使说他是相信进化和生命的，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置身于生命和进化一侧。鲁迅所讲的“生命”，并没有跟大自然、大宇宙的生命化为一体。王得后的新作也触及到了鲁迅的“生命本体论”。他认为，对鲁迅来说，“生命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是最终价值取向”，但他最终关心的是具体的个人（尤其是他人）的内部生命以及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⑥。正如鲁迅在《生命的路》里提到“铁蒺藜”，就会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的死者一样，他在讲到生命时，总是想到其背后的死。
我想起了竹内好《鲁迅》一书的开头。他写道：李长之指出“鲁迅的作品都接触到死”，并以此“作为旁证鲁迅不是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脱出人要生存这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观念”（例如，《忽然想到六》里，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它。”）。李长之这一观点“可谓卓见”。其实，生物学是鲁迅的基础教养之一，收录于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前半部分的作品，写的都是一个个生活在黑暗的农村底层的主人公的死。知道了这些，再读一下下面引用的鲁迅的文章，就能明了鲁迅的生命观中有着中泽所没有的切迫感和现实意义。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要这样做。（《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里读到的鲁迅的生命观，跟宇宙论了不相关，而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合理的尖锐的抗议和批判。我们再看一下同年2月他写的《随感录四九》：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长呢？不消说是想进化了。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
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
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
明白这事，便从幼到壮到老到死，都欢欢喜喜的过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
这是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人类的祖先，都已这样做了。
这种生命的“新陈代谢”就是当时的鲁迅的“进化论生命主义”。生命是“乐天的”，鲁迅写道，然而我们却感到在他的进化论思想里漂动着悲哀。而且，鲁迅甚至连“进化”之可能也不相信，抗议阻拦“正当开阔的路”的旧思想和老人统治。正因为此，他还写了下面一段有名的文字：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正如历来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鲁迅并没有把自己置身于“光明”的一边。作为一个熟知“因袭”、属于“黑暗”一边的人，他想牺牲自己，来撑起“黑暗的闸门”，为青年的未来开道。——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鲁迅这种“进化论生命主义”的，还要算他在《随感录六十三》里，对有岛武郎所提到的“爱”所表达的同感。
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
你们若不是毫不客气的拿我做一个踏脚，超越了我，向着高的远的地方进去，那便是错的。
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
“幼者呵！将又不幸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浸在胸中，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走罢！勇猛者！幼者呵！”接着，鲁迅又写道：有岛氏是白桦派，是一个觉醒的，所以有这等话；但里面也免不了带些眷恋凄怆的气息。
这也是时代的关系。将来便不特没有解放的话，并且不起解放的心，更没有什么眷恋和凄怆；只有爱依然存在。——但是对于一切幼者的爱。
鲁迅对有岛所表达的同感，至今还打动着我们的心。现在，如果论及鲁迅跟大正时期生命主义的关系的话，至少可以说，与其说鲁迅跟中泽，还不如说跟有岛更为接近，这一点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