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1]文学作品是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没有情理,就不可能成为好作品。而掌握好作品中人物的“情理分寸”,则是作品真切动人、令人信服的关键所在。所谓掌握“情理分寸”,是指在人物刻划时,要合情入理,恰如其分,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依照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在主客观的统一中,准确适度地抒发真情实感,生动形象地表现其本质特征与变化规律。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十分注意掌握作品人物刻划的“情理分寸”。在书中,对笔下人物情感的表露、人物关系的揭示、人物在突发事件中的反应以及人物命运的死亡结局等等,都准确掌握其“情理分寸”,做到合情入理,恰如其分,使之体现出炉火纯青的适度美与和谐美,产生出真切可信、追魂摄魄的艺术效应。
在《红楼梦》中,人物刻划“情理分寸”的准确掌握,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表露人物丰富复杂的感情时,十分注意掌握其“情理分寸”。人物情感描写,最能反映人物的个性特征。但人物的“心情魔态几千般”,又是最难纤毫毕肖、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的。只有掌握好人物刻划的“情理分寸”,既把握好人物情感的丰富性,又体现出环境条件的规定性,合乎此时此地此人的思想性格逻辑,才能恰到好处地表现人物的感情,使作品具有强烈的分寸感,深刻的逻辑性,发人深省的感染力。就如书中第18回元妃省亲一节,写元妃到家与亲人团聚时,只是“垂泪”,“满心皆有许多话,俱说不出,只是呜咽对泣而已”。“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这时不说不笑,反倒哭个不了,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在这里,有多少难言之隐痛尽在无声的哽咽中,有多少弦外之音俱在这含蓄的话语中,给人一种感到“高处不胜寒”的“神余言外”的艺术效果。正如脂砚斋所评点的:“说完不可,不先说不可,说之不痛不可,最难说者,是此时贾妃口中之语。只如此一说,方千贴万妥,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减,入情入神之至。”[2]这正是作者在人物感情表露时对“情理分寸”的成功把握:言之太“过”太露,在当时势必引来杀身之祸,灭顶之灾;说得言不及义,又难以表达人物真情实感与锋芒所向。贾妃在这里的所为所言与情感表露,分寸适当,恰到好处,这是掌握人物感情“情理分寸”火候的传神之笔。又如,在第33回,围绕宝玉被贾政毒打事件中贾府中各人情感表露的描写,作者也是十分准确地掌握其“情理分寸”的。身为母亲的王夫人,闻讯赶来时,“抱住板子”,苦苦哀求贾政放手。接着又“抱住宝玉,放声大哭起来”。可以说,作为与王夫人荣辱与共的“命根子”的被打,打在宝玉身上,痛在王夫人的心上。对于宝玉,她是舍身拚死地扑着“抱住”来保护的。而慑于夫权,对贾政却只能以“抱住板子”、动之夫妻之情苦苦相劝。在这封建大家庭中,既为人母又为人妻的双重身份与个性特征,在其哭情中披露无遗。而身为贾府“老祖宗”的贾母,尽管对至爱孙子的被打,也极其痛心,然而“一家之尊”的身份,使她一到场就显示出居高临下、位高威显的架势:又是厉声训斥,又是“啐了一口”,把贾政训斥一通后,才“又是心痛,又是生气,也抱着哭个不了。”贾母的情感表露,也与其在贾府至高无上的身份地位以及赫赫尊严、安富尊荣的个性特征相契合的,可谓合情入理、恰到好处。宝玉被打后,他的两位情侣姐妹宝钗、黛玉也都赶来看望。先是宝钗手里托着一个“冷香丸”走进来,看到宝玉,便点头劝他,“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不觉眼圈微红,双腮带赤,低头不语了”。一副“软怯娇羞、轻怜痛惜之情”,既表现了她对宝玉的倾心钟情,又保持着“大家闺秀”、“知书识礼”的身份与风度,其适度自制的感情跃然纸上。而情深意挚的黛玉来看他时,“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此时黛玉虽不是嚎淘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利害”,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她不象宝钗那样,还能保持冷静清醒的态度,而只是“心中提起万句词,要说时却不能说得半句。半天,方抽抽噎噎的道:‘你可都改了罢!’”。此状此情此语,多么恰到好处地剖露了她与宝玉心犀相通、肝胆相照、患难相依的微妙细致的怜惜衷情。可以说,围绕宝玉被打,这众多人物的情感表露,既体现出丰富性,又体现出各人的鲜明个性。每个人由于受其身份、地位、个性特点与环境条件的制约,其情感的表露,各呈异彩,又适度准确,这是成功掌握人物刻划“情理分寸”的一个典型范例。
二是在揭示微妙复杂的人物关系时,作者也能恰到好处地掌握其“情理分寸”。纷繁复杂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其微妙多变的。不同的人物关系,在待人处事时,就有不同的表现。这其中,掌握好“情理分寸”,也是成功地揭示人物之间特殊关系的关键所在。就如书中第6回,对凤姐与其“侄儿”贾蓉之间暖昧关系的描写,作者就娴熟地掌握其“情理分寸”的。你看,凤姐一听说小厮报道:“东府里小大爷进来了”,就急忙打断求见的刘姥姥的话,急问:“你蓉大爷在那里呢?”(好一个“你”字)。贾蓉进屋后,笑嘻嘻地如进家门,大大咧咧地与“婶娘”调情骂俏,两人眉开眼笑,情切意绵,毫无顾忌。这样眉来眼去、一颦一笑的表情神态描绘与渲染,恰切又含蓄地暗示了两人之间不可告人的“私情”之深,给人多少会心的玩味。到贾蓉办完应办的事走出后,凤姐又“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急忙把他叫了进来。但进来后,又“只管慢慢吃茶”,出了半日神,忽然把脸一红,笑道:“罢了,你先去罢。晚饭后,你再来说罢。这会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这些充满“弦外之音”、富有特征性与形象性的细节描写,对两人超越婶侄名份特殊的暖昧关系,既写形,又传神,可谓“神情宛肖”。虽然写得扑朔迷离,事溢言外,却很有厚度,很有分寸,达到增之变味、减之逊色的地步。无独有偶,在第87回中,写六根未净的“槛外人”、怪异奇特的幽尼妙玉和惜春下棋时,宝玉进来了,“一面与妙玉施礼,一面又笑问道:‘妙公轻易不出禅关,今日何缘下凡一走?’妙玉听了,忽然把脸一红,也不答言,低了头,自看那棋”。宝玉自觉造次,连忙陪笑道歉。“宝玉尚未说完,只见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看了宝玉一眼,复又低下头去,那脸上的颜色渐渐的红晕起来”。接着,还“痴痴地问着宝玉道:‘你从何处来?’”。这段对年轻古怪的女尼妙玉与宝玉的神态和对话描写,用笔十分含蓄朦胧。但透过妙玉的“脸一红”、“低了头”、“微微的把眼一抬”、“看了宝玉一眼”、“复又低下头”、“痴痴地问”这一系列忸怩羞怯的神态细节描写,却把这个心寄红尘的女尼对宝玉的脉脉钟情的内心隐秘表现得微妙微肖,活灵活现,合情入理,恰如其分,既不“过”,又不“不及”。从而把他们两人之间心犀相通有着微妙的感情联系剖现出来,大大增强了细节的情态内蕴与艺术光彩,这也是准确适度地掌握人物“情理分寸”,表现人物之间特殊关系的一处“追魂摄魄”之笔。
三是在描写突发事件中人物反应时,作者也成功地掌握好“情理分寸”。文学作品中对故事情节的安排,往往采取风云突变地发生了一些突发事件,使情节出乎读者意料之外地转折与变化。这些突发事件催成的情节突转,可以增强作品的生动性、曲折性与突兀感,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取得激动人心的艺术妙趣。“风口浪尖见真情”,在这些突发事件中,准确适度地表现各种人物的反应,也是刻划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书中第44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一节,写了凤姐庆生日时,喜气洋洋,十分热闹。但就在这番嬉闹欢乐的气氛中,“变生不测”,引出了发现贾琏私通鲍二媳妇的突发“丑事”来。结果乐极生悲,凤姐泼醋,寻死寻活,大闹一场。在这突发事件中,当事人凤姐不管怎么胡闹,却不敢越封建纲常的雷池一步。在夫权的威慑下,她对荒淫无耻的贾琏,始终不敢动手,只能“一头撞到贾琏怀里”撒泼。一旦发现尤氏等一伙来了,生怕丢了少奶奶、大管家的面子,便丢下众人,往贾母那里寻求支持。这样写凤姐在这突发事件中的反应,既与凤姐的个性特点相契合,又十分合乎生活的真实性与情节发展的逻辑性,可谓顺情入理,适当得体,具有强烈的适度感与分寸感,十分合乎“情理分寸”的。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第47回,写呆霸王薛蟠存心调戏柳湘莲,柳湘莲心中又恨又恼,结果发生了骗他到北门外头桥上来“苦打”惩治的突发事件。在这“苦打”事件中对柳湘莲反应的描写,是很注意掌握“情理分寸”的:先是在人烟已稀的苇塘边,他笑着骗薛蟠“设个誓”。正当薛蟠恬不知耻地笑着跪下起誓时,湘莲则一反先前的笑态,怒火骤起,挥拳“向薛蟠颈后好似铁锤砸下来”,又“向他脸上拍了几下,登时便开了果子铺”。接着又取了马鞭过来,从背至颈,打了三四十下。后来又挥拳痛打,并逼着薛蟠去喝脏水。尽管如此,柳湘莲毕竟是见多识广、有胆有识的人,在这突发事件中,他粗中有细,急中见智,始终保持着冷静思考,自我克制的。他不想因打死了薛蟠而惹人命官司,因而在这痛打落水狗式的“毒打”过程中,还“走上瞧瞧,知道他是个不惯捱打的”,只得手下留情,控制住自己的怒火与动作,“只使了三分气力”来打,并有理有节地教训说:“你认认柳大爷是谁!你不哀求,你还伤我!我打死你也无益,只给你个利害罢!”。最后,找了个借口,“丢下薛蟠,便牵马认磴去了。”在这个突发事件中,柳湘莲的反应,是只想狠狠地教训一番,并不感情用事,要置薛蟠于死地而后快的。因而“苦打”时,能有理有节,自我克制,适可而止,颇有分寸。既有喜剧性,又有真实感,充分表现了柳湘莲的有勇有谋的传奇人物个性特点,又符合情节突转的逻辑,可谓合理自然,真实可信,这也是在突发事件中,人物反应合乎“情理分寸”的范笔。
四是在表现人物命运的最终结局———死亡时,作者也准确恰当地掌握其“情理分寸”。“《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3]作为晚期封建社会生活悲剧“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也有不少人物命运的最终结局———死亡的描写。对于书中众多人物的死亡描写,作者都能在进行充分的交代与铺垫后,准确掌握其“情理分寸”,达到最强烈、最深刻的震动效应,以取得悲剧美的艺术效果。就如对正面女主角“泪美人”林黛玉的死,作者就以与“哭”相对应的“笑”来结束其“哭”的一生的。当黛玉吐血病倒时,贾母安慰她:“好孩子,你养着罢!不怕的。”她对此番安慰话语却报之“微微一笑”。而当她“病日重一日”,紫鹃等在旁诡言相劝时,她却只是“微微一笑,也不答言”。这种始终反常的“笑”,是她内心极度痛苦的折光和对世态炎凉的醒悟。当她得知宝玉与宝钗成亲的“噩耗”时,即使到了生命弥留之际,还“痴情未断,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这种黛玉死前的情态描写,既表现了她对挚爱情侣宝玉的深沉依恋,又表现了她对残酷现实的满腔怨愤;既有着看破红尘、识透人生的理智,又饱含爱憎交织、绝望无奈的情感,可谓情理交融,真切传神,但又分寸得当,恰到好处。这是人物死亡结局描写“情理分寸”掌握得当的妙笔。就是对于一些反面“配角”的“死”,作者也很注意准确把握其“情理分寸”。就如第11-12回,写贾瑞自投罗网,被凤姐毒设相思局弄死的过程,即是一例。按理说,贾瑞要调戏诱奸凤姐,可谓“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作者却通过贾瑞对凤姐起淫心,“故意向凤姐请安”,企图挑弄风情,而后淫心不死,又想调戏凤姐。而凤姐也故装含情脉脉,似乎有意。然而就在这含有滑稽感的描述中,狠毒的凤姐却两次毒设相思局,最终让“淫”令致昏的贾瑞得了“风流病”,心甘情愿地一步步上当受骗被害,最终落得个惨死的结局。这个可笑丑角的命运结局,是事出有因,成之有故,合情入理,自然可信的。令人可笑之余又可悲可叹。这也是作者掌握人物死亡结局“情理分寸”的结果。
总之,准确掌握人物刻划的“情理分寸”,是完美文学作品必不可缺的因素,也是古往今来的文学家所臻力以求的目标。是否掌握好“情理分寸”的标准在于它是否反映了生活的真实,是否与读者的审美情趣相适应。《红楼梦》作者熟谙这个美学原则,因而在人物刻划时,十分注意掌握好“情理分寸”,做到时时不忘“火候”,处处合情入理,既不“过”,又不“不及”,而始终追求一个“恰”字,取得了“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完美无缺、真实可信的艺术效果,给人物形象添彩增辉,使作品内蕴深刻感人。这种艺术手段,值得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