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邓对苏东剧变的认识比较：
共同点是两人均极重视且做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与判断，但与此相比，两人的不同点更为突出，以至可以认为是一种全局性的质的差异，具体如下：
毛对小苏东剧变看得很重，如认为这一年是"多事之秋"，"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1]匈牙利事件则是"全国性大乱子"，[2]等等等等。很自然地，毛称其为"坏事"、"乱子"，[3]并将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闹事。[4]而对之所以发生小苏东剧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则认为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并认为，这说明"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5]他还进一步认为，这是由于二战以后，苏共和东欧党都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6]最后，毛把这一切都归结到苏共"20大"反斯大林，认为俄国人已经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于是，"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7]因此，毛对苏共"20大"很不满，特别是对苏共"20大"反斯大林不满，并多次表示要就此以及其他一些重大问题与苏联"扯皮"、"抬杠子"，&qu ot;臭骂他（苏联）一顿"，"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等等等等，[8]总之是要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
而邓对规模和影响都属极大的大苏东剧变的态度则与毛当年对小苏东剧变的看法截然不同。首先，邓对大苏东剧变并不看得很重，并明确指出，"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9]其次，邓对大苏东剧变未简单定性"戴帽"，并一再指出，"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10]并进一步要求"少管别人的事"，[11]"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12]并特别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样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3]对于大苏东剧变之所以发生，邓则认为"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14]
二、 毛邓对国内相关事物的认识和举措
由外及内，毛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也是越来越严重。初时还认为因城乡政策正确，所以，"象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象匈牙利那样"党政军都搞垮"的事，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15]但不久后就认为国内可能"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16]后又进一步认为，"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7]如果形势有变化，则"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18]另外，学者教授、大学生、党的部分领导干部中间，也有"动摇分子"，也有要出洞的"蚂蚁"和要出来的"乌龟王八"。[19]他对知识分子特别不放心，多次提到"学生娃娃"要闹事，"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不少"，[20]反右中和反右后又进一步认为共产党的力量在新闻、教育、文艺、科技等领域不如右翼知识分子，并正式提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导致了严重后果的敌性用词。[21]他还认为全国大概有"六千
万人"，"是不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当时全国只有六亿人口）。[22]
形势如此严重，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匈牙利事件"呢？毛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23]再有就是"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一套干部"。[24]
基于以上判断和分析，毛认为国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即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25]至于"左"，毛则认为他们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只是看问题的方法有片面性而已，首开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之恶例。[26]因此，要反修反右，要重视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27]"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28]"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尾巴不要翘得太高"，[29]要改造知识分子，要抓意识形态，要抓思想工作和理论工作，"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30]要发动群众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并认为用这个办法（指"四大"），就可以避免波匈事件了。[31]而最严重的是，毛明确提出党的"8大"对我国主要矛盾（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概括?团卸鲜遣欢缘模?⑷衔?quot;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32]因而主要任务自然就不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要进行阶级斗争了。显然，毛的这一错误看法，为今后的一系列错误乃至"文革"动乱的错误发动奠定了基础。
三十多年后，邓在大苏东剧变发生后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与毛当年相较大不相同。首先，邓对国内形势的发展相当有信心，而其根源则是由于对改革开放政策及其成果有信心。在大苏东剧变初露端倪时，邓即认为"中国大有希望"，这是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他还明确指出，"这十年的成绩""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33]在大苏东剧变高潮中和剧变结束后不久，邓反复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34]相应地，邓对国内各个阶层也有信心，"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解放军靠得住"，特别与毛不同的是，邓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35]基于以上认识，邓明确指出，"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并强调"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中国能不 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36]由这一根本出发，邓很自然地把那些阻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左"的东西视为中国的主要危险。他强调"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并明确指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37]由此出发，邓一再强调"关键是发展经济"，而不赞成过分注意理论问题，更不赞成只说不干，甚至说影响干的那种脱离实践的"讨论"。[38]他明确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39]与此相关，邓也不赞成那种过分夸大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他明确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还是经济搞上去，人民得实惠。[40]最重要的是，邓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quot;，"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并认为，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成果"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已充分证明了其"正确性"，以至"谁想变也变不了"。[41]
三、 原因分析与借鉴意义
造成毛邓认识迥异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1、 国力国势不同。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国力相对较弱，故受国际形
势变化的影响亦相对较大，受苏联等大邻国的影响和制约亦相对较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之中国国力相对增强，受苏联等大邻国的影响亦大大下降，且抗御国际形势变化和影响的能力大为提高。这显然是当年毛视小苏东剧变重而后来邓视大苏东剧变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原因。
2、 外部实际和自身实践不同。对五十年代中期的毛而言，"斯大林
模式"的弊端虽已有暴露但远未充分，而国际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尚处于二战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期，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只是刚刚起步，现代科技革命也还没有踪影；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更是刚刚开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极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毛看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过多地采用了长期的军事战争和政治斗争中的惯用方法和角度，即强调政治、阶级斗争、以及群众运动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却极度轻视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和关键作用，进而轻视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和正面作用，并刻意加以贬低和打击。
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邓来说，"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已暴露无遗，现代科技革命发展迅猛，发达国家国力上升，发展中国家中也出现了相当一批发展迅猛的成功典范；而国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亦步入了一个空前的良性发展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很充分了。在这种形势下，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自然凸显，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也已得到了全社会的公认。邓从经济角度出发去总结说明大苏东剧变发生的原因，并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着力强调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根本性，且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自然顺理成章。
这种客体实际和主体实践的重大区别，显然形成了导致毛邓认识差距
的实际基础和实践基础。
3、 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不同。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国，不单是毛对
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实际上，由于绝大部分党员干部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和革命战争之中，因而他们的认识大都与毛相同相近甚至更过于毛（如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与敌意等），加之毛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很高的威望，且党和国家在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的民主化建设中又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致使全党轻易认可并接受了毛对"8大"所述主要矛盾的变更，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长期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事实上形成了政治第一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重心，并最终导致了"文革"悲剧的出现。
而三十多年后当大苏东剧变爆发时，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质变，而最主要的变化是：持续达二十多年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先后使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干部等各个社会阶层都受到了巨大的负面伤害，使他们从反面认识到中国不能再走这条老路；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一、二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各个阶层都程度不等地得到了实惠，这就给他们以强烈的正面启示：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和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邓作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主要危险是"左"不是"右"等论断自然是水到渠成。
上述不同时期各个社会阶层（特别是党员干部这个阶层）认识水平的重大差异显然是导致毛邓决策行为差异的重要原因，他们实际上构成了决定（至少是影响）毛邓决策行为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至于对当今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1、 对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那些突然发生的剧变），应坚持主要从生产力的角度、经济的角度、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的角度出发去作分析判断。要清醒地看到：当今之世，一国之强，大都是由于其管理体制和社会机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则表现为有利于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健康发展，有利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一国之衰，则大抵是由于其管理体制和社会机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则表现为该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滞缓和畸形，以及该国人民创造力的被压抑。
而那种单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找原因的作法，则显然既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当前的国际现实。
2、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别国（特别是一些大国）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应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在国际法和外交惯例的框架内处理对外事务，不亢不卑，有理有节。
3、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应坚持少管别人的事（最好是不管）。中国极大,国内需做之事极多，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国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拿出过多精力实力去关注干预外部事务，必然会影响（至少是干扰）国内的经济发展；更糟的是，这种干预往往会引火烧身，甚至最终落个两头不得好的结局，故实非明智之举。因此，专注国内事务，少管外界闲事，实应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4、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除非发生大规模侵华战争），改革开放这个大方向不能变，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动。正如邓公所说，"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42]"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为切实做到这一点，就要高度警惕"左"的东西借国际形势变化之机死灰复燃。要清醒地看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左"的势力正是借小苏东剧变之机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三十多年后的大苏东剧变时，"左"的势力又一次沉渣泛起--'以反和平演变为纲'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就是明证，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消极影响。为将反"左"真正落到实处，依笔者拙见需特别注意以下两个问题。首先，需正确把握"左"的实质。因"左"在不同时期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但其总的实质性特征则是一致的：即都是采用泛政治化方法（具体口号和手段不同）去人为地不断加剧国内外矛盾，而其后果则必然是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造成程度不等的干扰、冲击、甚至破坏。当前，要特别警惕某些"左"的势力打着"加强国防"（对外）和"保持稳定"（对?冢┑拇笃煲允燮?quot;左"奸。其次，在国际形势发生剧变时，国内形势往往亦会相应地发生动荡。如小苏东剧变后出现了"反右"运动；大苏东剧变中爆发了"六、四"风潮和"反和平演变"运动；结果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影响。今后在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动荡时（几乎无法避免），应注意着力防止国内再发生与前两次类似的、对经济建设产生重大消极影响的运动、风潮或动荡。而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对全国上下无疑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最后必须指出，本人并无抑毛扬邓之意。实际上，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邓在五十年代面对突如其来的小苏东剧变时无论对外对内都表现得甚至比毛更"左"。但经过二十多年的折腾后，邓终于有了相当程度的觉悟（尽管仍有其局限性），且发动并推进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实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正是苏东剧变后长达三十多年的反正两方面实践和实际才使邓有可能在面对大苏东剧变时表现出了与毛大不相同的决策行为，而邓本人则在处理大苏东剧变的相关事务中确实表现出了善于从历史和实践中总结学习且勇于实践的可贵品质，对此自然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1]339页，[2]337页，[3]397、318页，[4]318、323、367页，[5]323页，[6]357页，[7]321、322页，[8]345页，[15]337、338页，[16]352页，[17]417页，[18]390页，[19]333、334、335页，[20]351页，[21]425、428页，[22]482页，[23]376页，[24]327页，[25]418、423、424页，[26]423、424页，[27]417、418页，[28]461页，[29]452、454页，[30]357、350、463页，[31]486页，[32]475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9]354页，[10]320页，[11]358页，[12]320页，[13]353页，[14]354页，[33]321、320页，[34]368、371页，[35]310页，[36]354、355、356页，[37]375页，[38]312页，[39]382页，[40]355页，[41]370、371页。[42]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