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导弹核武器，是50年代中、后期开始研制的。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到1964年10月16日就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在此前后又成功地研制了氢弹、近程、中程、远程、洲际导弹和与之相配套的核弹头。导弹核武器研制成功，为打破霸权主义核垄断，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是发展这项事业的领导者与组织指挥者。回顾这项事业从无到有成长壮大的光辉历程，就会看到周恩来为这项事业所付出的心血和智慧，看到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重视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周恩来十分重视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和原子弹、导弹的发展，早在中央正式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和研制原子弹、导弹之前，他就为这项事业的起步作了许多重要的准备工作。
1952年5月，周恩来在与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中央军委领导人研究制定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曾提出要不要研制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的问题。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既有政治方面的问题，也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如何搞，何时搞，需要仔细研究。会后周恩来专门写信给竺可桢等科学家，征询他们对发展原子能尖端武器的意见。
同年11月8日，周恩来看到鞍钢一位职工寄来一小木箱铀矿石的报告后，当即送请毛泽东、朱德、高岗、陈云、邓小平、薄一波传阅。他同时还提出请苏联政府即派专家来中国共同勘察，并需将出产铀矿石的地区划为禁区，不得参观和自由采石等。三天后，周恩来又为此事与李四光面谈了一次。从这两次谈话中他深感发展原子能事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如果发展原子能事业，应该请苏联帮助。
1953年3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当时，正值钱三强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考察苏联如何组织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了解苏联的科学现状及其发展方向，并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交换意见。周恩来听取了钱三强等人的汇报，对考察活动给予了具体指导和帮助，使钱三强有机会参观了被苏联列为保密范围的一些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试探苏联能否提供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和一座实验性反应堆。苏物理研究所所长斯柯贝尔琴回答：回旋加速器的技术已较成熟，通过外交途径苏可以提供，实验性反应堆现在还不能提供，将来提供的可能性是有的。钱三强回国后，向国家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
为发展原子能事业提供物质条件，加强对矿产资源普查开发工作的领导，1954年2月，周恩来决定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下设立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负责中国铀矿资源的开发工作。同年6月至10月，地质专家高之杖对已发现过铀矿物的地区进行了考察，取得了重大进展，从杉木冲带回了铀矿石标本。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为此，周恩来多次出面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判，达成了苏联援建一座实验性反应堆和一台回旋加速器和两国关于在中国联合勘探铀矿的协定。他还督促有关部门调集一些专家开展实验与研究。
筹划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经过长期酝酿准备，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条件已经成熟，周恩来为中央制定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1955年1月14日下午，在中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之前，周恩来将李四光、钱三强请到中南海西花厅，详细了解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现状、人员、设备以及铀矿资源等情况，还详细地询问了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发展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条件等。周恩来告诉他们，中央要讨论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请作好汇报准备，到时还请带上铀矿石和简单的探测仪器，进行探矿模拟表演。
在周恩来的精心筹划安排下，1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参加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会上，首先听取了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观看了李四光、钱三强用铀矿标本和探测器进行的表演。周恩来在会上除插话补充情况外，特别强调一定要大力加强人才的培养，还提醒汇报人对重点问题要讲得尽可能详细一些，通俗一些。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最后，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
周恩来认为原子弹只有同一种运载工具相结合才能成为一种杀伤和破坏力很大的武器。所以在中共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策后，周恩来又开始积极筹划发展导弹技术的问题。恰在这时，被美国政府滞留在美国的钱学森，在周恩来通过外交途径积极争取下，从美国安全顺利回到国内。周恩来很快就会见了钱学森，请他写了一个怎么组织发展航空、导弹事业的意见。钱于1956年2月17日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对中国发展航空及火箭技术，从领导、科研、设计、生产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周恩来非常重视钱学森的意见书。他逐字逐句地审阅后，于2月22日送请毛泽东审阅。3月14日，周恩来召集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等中央军委领导人开会，讨论并决定了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的工作。
5月26日上午，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聂荣臻提出的《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周恩来对发展导弹技术研究的方针、所需的人员、机构、房舍和派人到苏联学习、聘请苏联专家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他特别指出，我国导弹研究工作发展的方针应当是：采取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的方法，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生产。这次会议，作出了发展导弹的决定。
至此，在周恩来的精心筹划下，中国开始了发展原子能事业和研制原子弹、导弹(以下简称“两弹”)的工作，在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增强综合国力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亲自领导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两弹”，是一项技术十分复杂、难度很大，工艺要求很高，涉及部门多、学科多的宏大系统工程。周恩来领导这项工程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大力协同、集智攻关。原子能事业上马不久，他就明确提出“要靠自己”和“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根据工程的进展不失时机地对配备领导干部、抽调科技骨干、培养科技人员、发展原子能事业和“两弹”的构想、筹措物资器材等，都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和要求。
早在1955年1月31日，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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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就预见到发展国防尖端科技对人才的需求，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要集中一批学生转到学习物理方面的专业。他还提出要使懂原子能的专家归队，把他们逐渐从行政工作中抽出来。1956年5月29日，他又委托聂荣臻等人，提出一个加速培养尖端技术人才的方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北京大学、兰州大学设置了物理研究室和相关专业，在27所高等院校设置了核专业。从1955年～1958年，教育部从有关高等院校先后选调了几百名学生分别集中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兰州大学，学习原子能专业。还抽调了一批相近专业的优秀教师进修原子能专业。
为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领导，他又决定调牛书申、刘西尧任二机部副部长。责成中组部最迟于1963年1月15日前为二机部抽调技术干部197名，党政干部35名，医务干部29名。他还决定从煤炭部抽调有经验的矿山干部，从其他工业部门划拨几个工厂和一些研究力量给二机部。这就为原子能工业的起步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为实现中央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两弹”的战略决策，周恩来在1957年初提出：中国核工业要有完整的一套，能够形成独立的核力量。我们主要是解决“有无”的问题，规模不宜过大。这就是说，我国研制导弹核武器是被迫的，不是同核大国进行核竞赛。而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是为了制止核大国使用核武器。
1959年，面对苏联单方面撕毁帮助中国发展原子能工业有关协议，中断援助的严重情况，周恩来说：中央研究了，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为此二机部提出了“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
1961年春，周恩来根据原子能工业建设进展情况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又提出要争取三至五年过关的要求。二机部提出在1964年进行原子弹试验的设想。1962年8月，又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为实现这一规划，同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由周恩来任主任，负责统一领导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后来决定，导弹、卫星、核潜艇研制工作也归专委领导。12月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专委会议批准了二机部提出的“两年规划”。
1964年1月29日，周恩来考虑到实现原子弹爆炸的一些关键技术、设备等基本已被突破和掌握。而美国、英国、苏联三国又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他认为根据这种情况，必须加快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尽可能缩短从研制试验到装备部队的过程。为此，他以中央专委名义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报告：应对原子能工业的发展作好全面规划，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解决核弹和热核弹的有无问题。他还提出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应立即开展核弹头的研究设计，并加快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力争早日以配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导弹装备部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周恩来根据《报告》提出的目标、原则，组织有关部门制定了研制工作的具体规划。周恩来为发展导弹核武器绘制了一幅宏伟的蓝图，不仅有力地指导了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工作，而且也带动和促进了我国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且对实现规划和阶段目标所需要的人才和物资器材等方面的问题如何解决，也都作了明确分工。
明确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措施研制导弹核武器是一项技术难度很大，参与部门很多，成功与否对国内外影响很大的系统工程。为保证这项工程紧张有序地进行，圆满实现中央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周恩来密切关注每项研制工作的进展，适时地对研制、试验的方针、措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957年初，周恩来提出：中国核工业要有完整的一套，能够形成独立的核力量。我们主要是解决“有无”的问题，规模不宜过大。核武器的发展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运载工具应以导弹为主，空投为辅。试验工作，应把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积极做好空投试验和地下试验的准备。导弹技术攻克后，周恩来提出，还要有对空的、对舰的，要有高空的、低空的。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上马后周恩来提出，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应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研制鱼雷核潜艇，第二步再研制导弹核潜艇。
导弹核武器发展实践证明，周恩来提出的这些方针、措施，是符合原子能工业和火箭技术的科学要求的，是符合中国实际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有力地指导了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生产。
周恩来深知研制核武器，不仅核物质本身带有放射性，而在核工业生产过程中又要同剧毒、易燃、易爆物质打交道，搞不好对人体和环境都会造成很大危害。因此他反复强调提出要注意质量和安全。他说，试验工作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一定要对各重要环节进行反复论证，反复检查，把一切所能想到的问题都想到，对试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利情况，都要考虑到，制定稳妥可靠的处理方案，不仅要确保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也不要对邻国人民造成损害。对待实验工作，一定要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周恩来还提出，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我们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这些明确的要求，既体现了周恩来对人民生命财产的珍惜爱护，又促进了导弹核武器的顺利发展。
原子能工业和导弹火箭技术是本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几个少数工业发达国家开始发展起来的一门技术难度很大的新兴工业。我国是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这一事业的，从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科学技术和经济能力等方面的情况，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这一事业困难是很大的。所以在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两弹”的决策不久，周恩来就明确指出“我们要争取苏联援助，但要去掉依赖思想。”在他的周密组织领导下，趁中苏关系还好的时候，同苏联一共签订了6个关于发展原子能事业和研制“两弹”的协定。苏联在这些协定中提供的援助项目尽管是有限的，后来苏联又单方面中断了这些援助，但对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两弹”的起步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回顾和学习周恩来在组织领导发展原子能工业、研制“两弹”的实践中，提出的一套明确的、系统的方针、原则，提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采取的有力措施和部署，以及他那种严肃认真、科学求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对了解这一事业的过去，而且对指导新时期开创这项事业的新局面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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