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与其它文体样式如小说、诗歌、戏剧甚至散文相比，20世纪中国的报告文学研究 是相当落后的，不要说用新的理论方法，就是用传统的思维方式从事研究者也为数不多 。本文从叙述模式的角度切入进行研究，其目的既是为了这一文体样式研究的深入，又 具有方法论探索的意义。也就是说，通过这一研究，把握其内在模式及其流变的运行规 则，揭示其与其它文体——譬如小说叙述模式的相似点与差异性，以此来探讨20世纪中 国报告文学文体在叙述方式上的丰富性和活力，以及所蕴涵的审美文化意味。
一、叙述视角的选择
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叙述模式研究的第一步，即是对其叙述视角的选择与变化趋态 的考察。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暂以帕西?拉伯克的“视角”(perspective)来取代对 这一事物的其它多种说法，也无论视角的指称有多种多样，它们在指涉叙事文本中叙述 者或人物观察、讲述故事的角度——即热奈特所言“选择(或不选择)某个缩小的‘观察 点’”(注：杰拉尔?热奈特：《论叙事文话语》，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40页。)这一核心内涵上却并无太大的语义阻隔。视角之 于报告文学，与其之于小说等虚构性叙事文本，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对后者，英国批 评家路伯克曾这样说过：“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以为都要受观察点 问题——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支配。”(注：胡亚敏：《叙事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我以为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报告文学，这意 味着，视角的类型、选择及其变化在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它无疑是一个具有前提性意义的存在。
至于视角的基本类型，我仍然想以热奈特的叙说为依据，将其作全知视角、限制视角 和客观视角的划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类视角在叙事文本中往往发生相互作用，即产 生交叉与转换，导致同一文本中存在两种视角，此可看作视角的变异，可称之为“转换 视角”。
在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叙述视角的选择与变迁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客观视角几乎 未能出现，其它三类则同时存在于这一时空域中，不过，其消长的趋态各有不同。我们 对1927年至2000年间的498篇(部)报告文学进行了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和叙述结构的抽 样分析与统计，以期获得最为直接、真实的印象(注：为保证样本的权威性、代表性和 普泛性，这498篇(部)报告文学主要来自以下资讯：《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 报告文学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报告文学 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报告文学集》(中 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1977—1980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一、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981—1982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人 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983—1984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上、下)》( 作家出版社，1986年)、《1985—1986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上、下)》(作 家出版社，1988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获奖作品(1987—1988)、《1990—1991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上、下)》(作家出版社，1993年)、《鲁迅文学奖获 奖作品丛书——报告文学(上、下)》(华文出版社，1998年)和首届“505杯”中国报告 文学获奖作品及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等。)。以下是对这一时域报告文学叙述视角类型及 其变化的统计：
表一 叙述视角的选择与变化
全知视角 限制视角 转换视角
样本的时间域 样本数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1927—1937 119 33 28% 86 72% 0 0
1937—1949 103 36 35% 67 65% 0 0
1949—1966 109 61 56% 41 38% 7 6%
1977—1980 30 19 63% 10 33% 1 3%
1981—1982 24 14 58% 6 25% 4 17%
1983—1984 27 16 59% 6 22% 5 19%
1985—1986 21 5 24% 4 19% 12 57%
1987—1988 14 4 29% 8 57% 2 14%
1990—1991 26 13 50% 5 19% 8 31%
1992—1993 8 2 25% 2 25% 4 50%
1995—2000 17 12 70% 2 12% 3 18%
从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到，20—40年代，报告文学文本的叙述视角主要体现在对于全知 视角和限制视角的选择上。作为中外传统(或曰古典)叙事文的首选，全知视角在叙述模 式、传播与接受方式相对单纯的时代，通过强化叙述者的权威性，使之充当一个无所不 在、无所不知又无所不能的“叙述君王”，以此满足受众的好奇心的功能显然是不言而 喻的。脱胎于以全知视角为主的新闻文体的中国报告文学，也在20世纪的时间域中使这 种视角成为主打。这一方面表明，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现代叙事文本对传统叙事方式之不 能割舍的承继关系；另一方面，它也再好不过地显现出全知视角对于报告文学文本的适 应性。这种适应性源自对报告文学文体规范的深度契合。我以为，报告文学文体规范体 现在三个维度之中，这即是非虚构性、文化批判性和跨文体性。其中，非虚构性在报告 文学文本中是指一种不以主观想象为转移的、与特定历史或现实时空所发生的事实(即 经验世界中给定的现实)相符合的特性。它要求这一文体对所叙说的对象保持全面、客 观、真实的再现，作为异叙事者叙述的全知视角正好能满足并实现这一要求，可以说全 知视角是报告文学非虚构性得以显现的一个关键性筹码。
除全知视角之外，限制视角在20世纪报告文学文本中也占有着相当比例。不过，这里 应提请注意的是，与小说这样虚构的叙事文本略有不同，报告文学中以第一人称“我” 或“我们”为标志的限制视角，一般来讲，除却口述实录——即文本中的叙述者“我” 多由故事中的人物来充当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我”或“我们”并非故事中的 人物，而是文本的制作者——作家本人。因此，这里的“我”常常就是作者与叙述者的 合二为一，而缺少像小说那样出现叙述者与作者关系或分而治之或基本等同的复杂关系 。梁启超于《新大陆游记》开篇所写：“余蓄志游美者既四年，己亥冬，旧金山之中国 维新会初成，诸同志以电见招，即从日本首途。”(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 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页。)这里的“余”既为叙述者，又是作者。赵瑜写于90年 代末期的《马家军调查》则更为清晰地将叙述者即作者本人与所述人物区别开来，他写 道：“匆忙之间，一个星期过去。我渐渐觉得差不多可以去开发区拜访马俊仁了。听说 马俊仁轻易不想接待搞宣传摇笔杆儿的生人，我以哪种方案进入为佳?找个介绍人引见 一下很重要。”(注：赵瑜：《马家军调查》，《中国作家》1998年第3期。)在此，文 本中的人物“马俊仁”与“我”并非处于一个平等的层级上，“我”的兼具叙述者与作 者的双重身份，比“马俊仁”更有优势——一个视角上的优势。也就是说，这里的“我 ”之限制视角其实是全知视角的变形，它与全知视角的惟一区别即是，后者以第三人称 叙事，而前者则为第一人称。但这里的第一人称视角其实是潜藏着的“上帝的眼睛”— —它能在其视野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旁观或俯视故事或人物，而不至于像小说那样在多数 情况下，仅仅为某个被叙述的虚构人物的有限视野所局限。因此，若从这个意义上说， 报告文学中的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实际上是一种亚全知视角。这样一来，全知视角和亚全 知视角在20—40年代中占据绝对地位的事实就是毫无疑问的了。那时，全知视角与限制 视角的交叉、渗透与转换，至少是在文本形式上还比较罕见，这表明报告文学在这一时 间域中仍遵循着传统意义上的叙述视角，以转换视角为标志的艺术革新仍迟迟未至。
50—80年代中期，尽管全知视角在整个报告文学叙述视角的选择中仍居半壁江山之势 ，但预示着视角变异的转换视角的崛起，却初步打破了全知视角垄断的格局。一个新的 由全知、限制和转换视角三足鼎立的平台正在建立起来。及至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转 换视角还曾一度跃升为视角选择的主角。在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中，转换视角主 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在同一文本中嵌入两种视角，如由全知视角转换成以第一人称 为主的限制视角，或者反转过来，多次交叉，形成“全知→限制→全知”或“限制→全 知→限制”等排列方式。值得强调的是，这里用于限制视角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即是作 者本人——一个非虚构、但又不参与故事进程的人。另一种形式是，在同一文本中同样 嵌入如上所述那样的两种视角。不过，承担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不再是作者本人，而是 那个参与故事进程的人物，这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若干个。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 文本就形成了一个多重限制视角——它们或是以多个人物的视角来叙述不同的故事或理 念，或是让多个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同一故事或理念。这在80年代中后期全景式与集合式 报告文学文本中最为多见。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表面看来， 这是一个从“限制”到“限制”的回环性视角建构。即文本开头的“我和我的唐山”和 结尾的“我的结束语”均是以第一人称限制视角来设置的，这里的“我”无疑是作者本 人。但文本演进过程中，视角的切换就显得十分丰富，犹如视角的蒙太奇。其中全知视 角是一部分，而许多部分是混合了全知、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两种形式的综合体。文本 中的“第一章 蒙难日‘7?28’”即是如此。它首先进入全知视角(描述地震时的概况 以及所选多个人物个案在当时的感受)，为了更进一步聚焦地震时的细节，文本进入“ 目击者言”——一个包括护士、农民、工人、干部、调车员、副处长等人在内的以第一 人称“我”为限制视角的叙述。在这些类似于口述实录体的文本中，对“地震瞬间”的 感受与情状的描述多方位、多元化了。这里的“我”是参与事件进程的人物，而非文本 的作者。本章结束时，视角又转回到以作者之“我”的限制视角上来。
转换视角体现于中国报告文学中的这两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显示出报告文学叙 述视角上的革新，这种“双声话语”或“多声话语”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文体因其叙 述的内指性束缚而导致的种种艺术性的不足，从而使之生发出叙事的生动性。而这种生 动性的意义又是十分重要的——它突破的是报告文学以全知视角这一单一视角垄断的线 性与平面，呈现出至少是两个视窗的风景，形成多方位、多层面的表达。其结果是使报 告文学对事件、人物或问题的把握在逼近其原生态的同时，更具信息来源的广度与个性 思辩的深度。进一步说，报告文学叙述视角所展示的多元化取代一元化、单一性走向多 样性的趋态，一方面表明报告文学文体自身不断进行更生代谢活动的旺盛，另一方面它 也昭示出特定时域里小说等叙述方式变革对它的深刻影响，以及报告文学进行应对的积 极姿态。它在20世纪初还是一种新兴的、被人忽视的“亚流文学”，此后一跃而为主流 文体的生命力在此可见一斑。
二、叙述时间和叙述结构的选择
叙述时间，是展示作家叙述艺术的演兵场。根据叙事文故事时间在叙述中重新排列的 种种关系，一般将与故事编年顺序与叙述时间大致相似的，称为连贯叙述——这是一种 以一维线型线索发展的叙述。而将回头叙述过去发生(如果我们设定一个故事的开端时 间的话)的事件、出现的人物即追述或回忆为特征的倒装叙述(有时又称为闪回)，以及 综合有过去、现在、将来时态的人物和事件的交错叙述，一并统称之为逆时序叙述。第 三种情况为非时序叙述，它“是指故事时间处于中断或凝固状态，叙述表现为一种非线 型运动。在这类作品中，不存在完整的故事线索，共时叙述代替了历时叙述。”(注： 胡亚敏：《叙事学》，第64页。)与热奈特主张淡化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在叙述体制方面 的先天性区别一样，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在叙述时间上的选择和演进，也并不比小说等 虚构性叙事文本逊色多少。应该说，它充分显示出丰富性，即无论是较为传统的连贯叙 述、倒装叙述，还是更具现代感的交错叙述、非时序叙述，这一时域的报告文学文本均 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我们将1927年至2000年498篇(部)报告文学文本样本在叙述时间的 选择与变化方面的情况列表如下：表二 叙述时间的选择与变化
连贯叙述 交错叙述 倒装叙述 非时序
样本的时间域 样本数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1927—1937 119 99 83% 3 3% 0 0 17 14%
1937—1949 103 66 64% 16 16% 2 2% 19 18%
1949—1966 109 44 40% 33 30% 17 16% 15 14%
1977—1980 30 18 60% 3 10% 6 20% 3 10%
1981—1982 24 4 17% 8 33% 1 4% 11 46%
1983—1984 27 4 15% 9 33% 7 26% 7 26%
1985—1986 21 1 5% 6 29% 5 24% 9 42%
1987—1988 14 1 7% 0 0 1 7% 12 86%
1990—1991 26 3 12% 8 31% 4 15% 11 42%
1992—1993 8 2 25% 2 25% 2 25% 2 25%
1995—2000 17 10 59% 3 18% 0 0 4 23%
表二中显示，倒装叙述与交错叙述于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变迁中发展平稳，而连贯 叙述与非时序叙述的变化曲线则呈现出两两相对的“∨”形和“∧”形。这也就是说在 20—70年代区间内，连贯叙述处于上升和鼎盛状态，80—90年代初，其比率下降至最低 点，90年代中后期又逐渐恢复上扬，因此，它的轨迹正好形成一个“∨”字形状。有趣 的是，非时序叙述的前行曲线正好与之相反，它在80—90年代初达至顶峰，而在其余时 域则保持上升或下降趋势，即一个“∧”字形状。这两个相对的字符说明，传统叙述时 间方式与非传统叙述时间方式实现着交错发展，它们都在一定时域各领风骚，成为特定 时域里的艺术先锋。应该肯定的是，连贯叙述作为一种传统型的叙述时间，在传达较为 单一线索的事件或人物活动断片时，其优势是显明的。中国报告文学萌生、形成时期梁 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瞿秋白的《饿乡纪程》、丁玲的《多事之秋》、柔石的《一个 伟大的印象》，以至后来出现的曹白的《杨可中》、丘东平的《第七连》、黄钢的《雨 》、沙汀的《随军散记》(《记贺龙》)、周而复的《海上的遭遇》、王石等的《为了六 十一个阶级弟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文本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然，仅止 于此，对于报告文学的演进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而，进入8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叙述 时间的变化达至活跃的峰值。其中一个标志即是，以叙述时间上的非时序叙述和叙述结 构上的非线型结构相结合的集合(或曰集束、集纳)式文本的时兴。在这种文本中，一维 线型的时序概念被多维、立体的时序所代替。更重要的是，它对事件、人物的再现，不 再局限于历时状态，而是将之凝聚成共时状态下的事件、人物集合或某种现象与状态的 形象化概括。当然，非时序的出现也并非一蹴而就，其较早的文本可追溯到30—60年代 出现的夏衍的《包身工》、邹韬奋的《萍踪寄语》、李乔的《锡是如何炼成的》、茅盾 的《记“鲁迅艺术文学院”》、华山的《童话时代》、东升的《看愚公怎样移山》、冰 心的《咱们的五个孩子》、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徐开垒的《十一户人家》、黄 钢的《拉萨早上八点钟》等。
如果说，非时序叙述文本在80年代以前还是处于少数裔之列，那么，这之后此类文本 便逐渐成为主流。其与前期非时序报告文学文本的承继关系应该说是明显的，但其在共 时的理念以及描述的时空把握等方面更具理论化色彩，以至有评论将其以及由其代表的 这类文本称为“学术论文”式或“调查报告”式报告文学。
从连贯叙述与非时序叙述消长起伏，以及交错叙述和倒装叙述渗入其间、推波助澜的 情形观之，报告文学作家通过对时间的“歪曲”、“变形”，以求得文本叙述艺术的推 进、更具广度与深度的人物心态、世相写真与思辩的“美学目的”已昭然若揭。我们也 不妨将之看作是报告文学文体由对小说等虚构类叙事文本的简单模仿，逐步走向在多元 化叙述时间的抉择中突显自身个性的文体变革之路。
与叙述时间相联系的是叙述结构问题。
对报告文学叙述结构的考察，有些类似于小说等虚构性叙事文本中的情节研究。情节 在此的含义可理解为文本中事件的形式系列或语义系列。我以为托多罗夫将叙述结构视 为作品组织形式的做法，更具概括力，也更适用于理解报告文学的结构。那么，作为文 本的组织形式，结构有哪些主要类型呢?托多罗夫认为：“我们将根据托马舍夫斯基的 建议将作品组织形式分为两大类：‘主题内容的安排是根据两个主要类别进行的：它们 或者遵循因果关系原则，即按照某种时序组织起来；或者以脱离所有时间概念的形式被 表现出来；即组成无视任何内部因果关系的序列。’我们把第一类叫作逻辑和时间布局 ，第二类——即托马舍夫斯基对之持否定态度的一类——叫作空间布局。”(注：兹维 坦?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第74页。)
对托多罗夫所称第一类即逻辑与时间布局的结构形式，我们不妨称之为线型，即它们 大多显示着情节的变化脉络及其组织关系。其子类可细分为单线(仅有单一线索并且人 物有限)、复线(拥有主线、副线甚至非动作因素)和环形(缺少贯穿始终的主线，全文由 若干呈连环状或并列状的小故事构成)等三种。至于第二类——空间布局结构，我们称 之为非线型。这种在一些人看来是淡化线型情节、打乱时序与内在因果关系的结构，多 显现于许多现代或后现代小说之中。在谈及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结构时，我们借 用此名称来描述和评价与小说等虚构叙事文本略有不同的这一文体的结构选择与变迁。
下表为1927年至2000年间(498个样本)报告文学文本叙述结构的选择与变化情况(见表 三)：
表三 叙述结构的选择与变化
线型结构 非线型结构
样本的时间域 样本数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1927—1937 119 100 84% 19 16%
1937—1949 103 83 80% 20 20%
1949—1966 109 94 86% 15 14%
1977—1980 30 27 90% 3 10%
1981—1982 24 7 29% 17 71%
1983—1984 27 20 74% 7 26%
1985—1986 21 8 38% 13 62%
1987—1988 14 2 14% 12 86%
1990—1991 26 14 54% 12 46%
1992—1993 8 6 75% 2 25%
1995—2000 17 13 76% 4 24%
表中显示，线型结构与非线型结构的涨落曲线也分别呈现“∨”和“∧”字形，这恰 巧同连贯叙述与非时序叙述的发展曲线相似。也就是说，线型结构自20—70年代末呈持 续攀升之势，在80年代比率降低，90年代之后又呈恢复性走高。而非线型结构则在80年 代中至90年代初保持兴盛地位，这之前呈逐渐发展，这之后又显下跌趋势。
在线型结构的报告文学文本中，它们又多以单线式为主，体现为一人一事的叙述。早 期的报告文学中，线型结构的文本与一般短篇小说几无二致，丁玲的《多事之秋》即如 此。这篇报告文学以叙述和描写为主，议论性文字极少，如果文中没有上海的诸多地名 以及“九一八”事变作为一个真实事件背景的间接讲述，将此文当作虚构的小说来阅读 也不会觉得有多少障碍。类似《多事之秋》这样的文本，在报告文学的发生、形成期占 有相当的比例。而在文体发展比较成熟的时域，报告文学的线型文本已注意在叙述、描 写的同时，加入叙述者的主观性评价，以此形成与一般线型文本有所区别的叙一议结构 ，这种结构的意义在于，它既得益于小说生动的叙述与描写，以此克服了报告文学文本 过于直白的通讯化趋向；又在加入议论成分的同时，逐步完成了对小说式线型结构简单 模仿的超越。它不啻是对报告文学文本构建个性化叙述结构的一个贡献。
80年代初中期，报告文学出现全景式结构的文本。此结构以线型中的复线为主，不再 局限和拘泥于单一事件或人物的叙议，而是以某一重要事件为叙说主体，多方位、多层 次地展示其“台前幕后”的萌生、发展以至高潮、结局的脉络。在这里，人物较少成为 被叙述的主角，他们常常仅仅只是作为叙述的片断而存在，以为整个事件的叙说服务为 目的。与复线式小说有别的也不仅是人物形象的安排，它还缺少或不经意、不刻求严格 意义上的情节的紧密连贯性，而是间以相当比例的非叙事性话语，形成叙一议一体的特 异结构，同时还渗入史料记载、报刊消息、电影分镜头剧本、备忘录、日记、口述实录 等多种文体因素，在造成对情节连贯性的主观性间隔、以强调叙述者权威的同时，营造 出一个“全息之眼”，使受众不仅从叙述者的叙述，也从其引述的多种非情节性资讯、 构建的各种非叙事性话语(在此主要指以评述、议论为主的文字)中，全方位地理解事件 的表层与深层因素。全景式结构文本于80年代初中期较早出现于杨匡满和郭宝臣合作的 对1976年“四?五运动”作出描述的《命运》。随后，李延国《在这片国土上》，钱钢 《唐山大地震》、《海葬》等接踵而来。90年代又出现麦天枢、王先明所著《昨天—— 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邓贤《中国知青梦》，以及张建伟《温故戊戌年》、《大清王朝 的最后变革》等晚清系列报告和李鸣生《走出地球村》、《飞向太空港》等航空航天系 列。
与线型结构涨落曲线相反的非线型结构，到80年代达至顶峰。这样一种与非时序叙述 时间相匹配的结构，体现于诸多被人称之为“集合式”的报告文学文本之中。而此种文 本又大多表现为对“社会问题”的展示与关注。在此，具有空间意义上的“问题”、“ 焦点”、“热点”等字符，取代了事件、人物等具时间意义的因素。这使得这一时期风 行的非线型结构变成一种酷似三段论式的提出问题(中心论点)→分析问题(以事例作证 据)→解决问题(结论)的论文结构。它的一般程式由三大板块组合而成——开篇：提出 总观点或概括一类问题的总体现象；中间：以叙述事例或统计数字作证明(多为各种现 象或人物心态的组合)；结尾：叙述者的议论，此常常是对所叙内容发表的有一定理论 反思色彩的话语。孟晓云曾于1986年发表过报告文学《多思的年华》。这一文本并未沿 用传统的线型结构来描述事件或刻画人物，而是在极富浪漫色彩的正标题下，嵌入“中 学生心理学”这样一个学科性颇强的副题，其用意正在于运用非线型的三段论式论文的 结构，来概括、说明某个社会问题。它的开篇即提出问题、亮出观点：“五千万中学生 是一个最色彩斑斓、最生气勃勃的世界。他们不仅需要教育，需要爱，也需要理解。” (注：孟晓云：《多思的年华》，《十月》1986年第5期。)
接着，叙述者便分别在“哦，老师”、“哦，爸爸妈妈”、“哦，我们”、“早恋” 等四章中以近十个个案(人物或事例)的组合分别表达三个分论点：第一，中学生对现行 教育的逆反心理，教育者应倾听被教育者的呼声；第二，父母与子女间因代沟而产生认 识及情感上的偏差；第三，正确对待中学生早恋，及时进行爱的教育。最后，在对个案 生动描述的基础上，借助一位女教育家的讲话，道出全文的结论。类似上述《多思的年 华》这种结构的文本，在80年代比比皆是，以至于在破除了线型结构一统天下的霸权之 后，它们又陷入了新的趋于呆板的模式化之中。尽管一些论者将之贬为“学术论文”或 “调查报告”，但此种结构的新意仍是显而易见的：它的理性思考大于感性的描摹，抽 象的概括力胜过具象的个体事物的罗列，宏观观照的视野超越于微观与局部的写真。它 既保持着线型结构叙事时的生动性与客观性，并以此来突显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又具 有较强的主体性，以此来展示报告文学的文化批判意识。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