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种追求“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理想社会的政治设计。在中国近代，各阶级的思想家在保留大同理想的形式下，不断地改变其时代和阶级的内容，近而提出了各种新的未来社会的构想，这些构想与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邓小平在1979年首次提出“小康”奋斗目标后，具体阐述了小康社会理想的内涵，描绘出了小康社会理想的发展蓝图，近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小康社会思想体系，赋予小康、大同以全新的时代内涵。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实现了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统一，揭示小康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不可逾越性，在经济建设上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正确途径，以其独特的“共同富裕”使中国数千年来的大同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一
自从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出现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其中，作为儒家重要的理想社会观的大同、小康则是最具影响力的。《礼记•礼运》中最早记述了这两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即“天下为公”的大同与“天下为家”的小康：“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在这里，儒家学者把“大同”和“小康”诠释成为两种不同层次的理想社会状态，把“大同”社会描述成为最高理想社会，而“小康”社会则是以天下为家，靠礼仪关系维持的社会，认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虽政教修明，讲究礼信，但仍不及三皇五帝时代的大同社会，所以只能称为“小康”。这里的小康虽然与美好的大同社会有区别，但它强调“生活富足，不愁温饱，平等有序”的社会秩序，即使“在势者”不遵守社会秩序，也为社会所不容。儒家学者是从“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出发来论述自己的大同和小康的社会理想，但是关于大同、小康社会的观点、概念为民众所掌握和接受，成为许多人憧憬能够实现的理想生活状态。近代以来的社会剧烈变革与人们认识能力的演进，赋予了大同、小康以新的时代内容。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先进中国人对救国救民道路的上下求索，无不是一个从现实中汲取理想，又把理想转化现实的过程。作为近代中国重提大同理想的第一人，洪秀全把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等贵贱，均贫富”以及“均田免粮”等革命要求相结合，借助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来阐发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他指出人的使命就在于通过“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的活动来实现“太平天国”，主张通过农民起义来实现其大同社会。他的大同理想要在神学外衣庇护下消灭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贫富差别，无疑是一种空想。谭嗣同在《仁学》中主张“有天下而无国”的“地球之治”，“人人自由……战争息，绩忌绝，权谋弃，彼我忘，平等出，……君臣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的“大同之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设计出人类社会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即大同社会的发展路径，主张“破除九界”，实现男女平等，促使家庭消亡，去私产之业，“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于公”。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所展现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解放等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要求，终因其太平世的乌托邦特征而导致“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NextPage]大同的路”。[1]（P1466）孙中山倡导民众共同奋斗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将来世界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伟大的思想。” [2]（P525）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在继承传统大同思想的同时又吸取了近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而形成的新的社会理想，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时下的社会主义”，简单地把“大同”等同于社会主义。他主张互助，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通过三民主义的实行可以使中国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仍带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总的说来，近代的大同思想都带有明显的乌托邦式的空想色彩，而且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上来构建大同社会。因此他们始终不可能找到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进而走向大同的正确阶级力量和物质力量。
青年毛泽东提倡过道德理想意义上的大同思想，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曾说；人类究竟之目的到底如何，还是不知道，但就眼前说，改造中国与世界，以达到大同世界却是具体的目标，又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可见他将大同的实现寄希望于哲学和伦理的改造，仍然具有空想色彩。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找到了到达大同的正确途径和阶级力量，为几千年的大同思想由空想转化现实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人民共和国”。他切实体会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1]（P1466）。他强调只有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建立独立民主的人民共和国，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到达大同。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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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必须“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3]（P89）在此政治基础上，“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3]（P86）毛泽东在政治革命意义上为大同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他在探索如何进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在实践上以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等方式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结果使大同理想的实现失去了可靠的物质基础，这种离开生产力纯粹从生产关系角度构建大同社会，同样陷入实践的艰难困境。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邓小平科学地运用唯物史观，继承和超越了传统的大同思想，并在总结和吸取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重要探索经验之上，在1979年首次提出“小康”奋斗目标，具体阐述了小康社会理想的内涵和小康社会理想的发展规划，较为全面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小康社会思想体系。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蕴含了中国传统社会理想的合理因素，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予以科学的扬弃。他强调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从而在经济建设上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正确途径和强大物质力量。
二
小康社会是邓小平汲取中国传统大同和小康思想的精华，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国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紧密地将“国情”与“世情”相结合，对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思想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概念，赋予“小康社会”以全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内容。它成为邓小平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概念，顺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小康社会这一概念内涵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历史地和逻辑地引导出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
1、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
从“小康”概念的提出到小康社会思想的系统形成，经历了一个酝酿、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从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划分以下三个阶段：
从1979年底到1983年3月，是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初[NextPage]步形成时期。其主要表现为：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4]（P163）同年12月，邓小平在接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也还是落后的，……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4]（P237）这样邓小平把建设现代化的目标，用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小康之家来表述，就容易为干部与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成为激励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实现了这个目标，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至此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小康”目标的基础上，确立了到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建立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从1983年初到1984年10月，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其表现为：1984年6月邓小平同日本客人谈话时讲到：“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同你们相比，还是低水平，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中国现在有10亿人口，到那时候12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达到1万亿美元，弱国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困落后的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 [5]（P64）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指出小康社会要到达人均800美元经济目标，而且要坚持社会主义，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全国人民都普遍过上小康生活，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明确阐述了建立小康社会的前景、指导原则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及其意义。
自1984年10月以后，是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进一步完善的阶段。主要表现为，1985年9月，邓小平讲道：“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这只是小的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5]（P143）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说：“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800至1000美元，看来1000美元是有希望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几十名以下，但中国是个中等发达国家了。” [5]（P216）可见他已经明确确立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把小康社会思想延伸至下个世纪。另外，这个时期，他还结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较多地阐述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同富裕原则对于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大意义。至此，邓小平完成了他小康社会的总体构想和实践步骤。
2、邓小平对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规划
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创造性地提出小康社会以后，为把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落到实处，他开始考虑具体的战略部署，描绘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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