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升华了“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本是一句古老的中国格言。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言称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把这一原指治学态度的格言从哲学的高度作了新的解释，赋予了它以新的含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从此，“实事求是”便成为表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本要求的原则，成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点。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倡导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多次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2]“我是实事求是派。”[3] 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对他自己的全部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深刻总结。他把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归结为实事求是，从而也就把实事求是提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
一方面，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是实事求是的东西。毛泽东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结底，就是靠这个，即靠“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精髓”说是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所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规定。它从世界观上升华了“实事求是”。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4]实事求是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因为实事求是在哲学实质上是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如果“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NextPage]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5] 这就揭示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实质，把实事求是提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
另方面，实事求是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既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1978年6月，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6]在邓小平看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就说不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就只能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他说过，“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20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7]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即“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8] 才能引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到成功。
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升华了实事求是。可以说，邓小平哲学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它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的全部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集中体现于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最为基本的方面。
二、率先倡导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列宁、斯大林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成无产阶级政党世界观的极端重要性，但都没有明确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最早于1930年5月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党要有“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此后，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党正式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它是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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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但是，思想路线的解决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在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曾遭遇过三次严重挫折：先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接着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再就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这三次由于抛开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发生的严重挫折，给我们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和损失。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不仅从理论上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作了精辟的论证，把实事求是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而且在实践中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为重新确立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首先，他率先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10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留下的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就是人们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从“本本”出发，遇事“随风倒”。直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两年了，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历史的客观状况决定了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解放思想。这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不解放思想，克服“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严重后遗症，要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挺身而出，以一贯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革[NextPage]命胆略，率先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他号召全党“打破思想僵化”，从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解放出来，从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中解放出来，从“本本主义”和“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下解放出来。他认为，思想僵化的根本问题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群众的思想，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得不到恢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发展。”[9]
其次，他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正当全党急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候，却又遇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不久，邓小平就率先进行了批判。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两个凡是”是以毛泽东不犯错误为前提的，这是不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的。“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10]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他们说的做的都绝对正确、不能改变这一类的话。坚持“两个凡是”，就是想原封不动地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决策，其后果只能是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引导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和失败。因此，坚持“两个凡是”并不是什么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而是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11]“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2] 我们要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必须坚决摒弃“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成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声，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再次，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9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他“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13] 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但由于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积极支持和引导，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在这场讨论开始不久，邓小平就给予其高度评价，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4] 通过这场讨论，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普及到了全党、全民和全国各个领域，为全党、全民的思想大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客观情况正如邓小平自己所总结的那样：“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15]具体一点说，就是“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6]
三、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不仅率先倡导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系统。1980年2月，邓小[NextPage]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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