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保持社会稳定，是邓小平长期一贯的思想
邓小平的稳定思想，由来已久，它萌发于民主革命时期。早在1948年8月他写给中央和毛主席的《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中就说：“人民对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1]因此，要推行团结大多数的政策，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
建国初期，在主持大西南工作时，他更加重视稳定工作。1949年11月，就贵州新区的工作给二野五兵团的电报中认为，“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等等，这是很对的。”[1]1950年5月，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又特别强调：“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1]7月，在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搞好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不出乱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同年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加强公安工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巩固革命秩序
1952年邓小平调到北京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领导全国财经工作，这时他特别强调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之上。同时，针对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在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和1956年9月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他都特别强调了党的团结和统一问题。他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1]根据这一精神，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党员义务的规定中，增加了新内容，把“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列为党员的义务。
1956年至1966年“文革”前，邓小平对社会稳定的关注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大民主”。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严重事件，我国也出现主张实行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以大规模群众斗争或闹事来实现民主权利的现象，毛泽东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这种大规模风潮和闹事的“大民主”。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表示不赞成这种“大民主”。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人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1]在他看来，反对官僚主义，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应采取小民主的办法，即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来执行。二是反对“大搞群众运动”。1961年10月，他深入分析了当时做群众工作常见的方式——搞运动的方式或谓之“热闹方式”。他说，“我们不能否定在某一个时期要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热闹的形式，……但是我们的群众路线，不能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是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1]他认为当时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违反了群众路线，最主要的还是做好经常性的工作。1962年2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群众运动要建立在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经常性工作基础之上，而这几年“差不多是把搞运动当作我们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天天运动，这是不好的。”[1]因为许[NextPage]多经常性的工作被不断的运动挤掉了，这一教训应该吸取。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成为以后他保持稳定、不搞运动思想的雏形。但遗憾的是，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以至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使党和国家遭受惨痛损失。
“文革”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即被打倒。亲身经历了那场浩劫，邓小平深知社会稳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当1975年他第二次复出时，主要做的就是对各方面秩序的整顿，以恢复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秩序。1975年1月，在总参干部会上就军队问题他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3月，就铁路部门的问题他又说，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把闹派性的头头调开。5月，就钢铁工业的整顿，他再次强调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学员的谈话中，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毛泽东同志过去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可以说，邓小平主持工作的这一年，是安定秩序的一年。关于这一点，1987年10月，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友人时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2]但随着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整顿被迫中断，然而，这一整顿可以说是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初步展开。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1978年12月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他就指出：“安定团结十分重要。”[3]同时，也已经预见到改革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他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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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从以上回顾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的。
2 “稳定压倒一切”是历史和现实的迫切要求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成为领导这一伟大社会变革的总设计师。他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并把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中去思考，从而形成科学完整的社会稳定理论。
回顾1978年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巡谈话这段激动人心的历程，可以发现，邓小平对社会稳定的重视是以一贯之的，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在某段时间他又特别强调社会稳定问题，这样大致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9年到1980年。当时各项工作刚开始走上正规，但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势力还很大。林彪、“四人帮”和“文革”中打砸抢的残余势力，从极“左”出发破坏改革开放。同时，伴随思想解放，社会上出现了诸如“西单墙”的一些右翼势力，这些人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帜，企图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污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宣扬搞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篇对整个80年代工作都极具指导性的长篇讲话中，总结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多的工作，展望了80年代的任务，把“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一个前提进行集中系统的阐述。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又一次集中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稳定问题。他把经济调整和政治安定作为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并行的两个轮子，认为经济调整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遭到破坏，如果遭到破坏，调整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
第二次是1986年到1987年。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1986年12月中下旬，我国一些城[NextPage]市出现学生上街闹事现象，社会出现动荡。对此，邓小平在1986年9月至1987年6月的一系列讲话中反复强调中国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第三次是1989年以后。由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1989年春，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在首都北京，动荡最后还演变为政治暴乱，严重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邓小平对这一事件自始自终给予了高度重视，支持中央采取坚决行动平息动乱。他用了“压倒一切”、“最高利益”等词语来说明稳定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并明确表示：中国不允许乱，同时还阐述了与稳定有关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以上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邓小平同志愈加强调稳定。那么，社会稳定对于当代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要呢？综合邓小平的论述，主要有：
( 1)稳定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必备前提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反复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没有这一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在他看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如果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切都不可能。1985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陈鼓应教授时说：“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2]1989年2月，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这样的论述还很多，由此可见邓小平的良苦用心。他多次说过，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经济上还相当落后，而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是他最为关心的。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秩序，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
(2)稳定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需要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一直存有分化和西化的企图，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插手中国内政，总是希望我国越乱越好，以便从中牟利。1989年的政治风波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所以邓小平说：“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而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又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对此，邓小平分析道：“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2]“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2]所以，他要求，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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