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稳定观

思想理论2005-12-19 15:48:10未知

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这一难题。邓小平同志站在时代的高度,在纵览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形势,深刻洞察中国近现代发展的曲折历程,尤其是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独特的社会稳定理论。认真学习、深入领会邓小平这一思想,对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保持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顺利实现我国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 保持社会稳定,是邓小平长期一贯的思想   
       邓小平的稳定思想,由来已久,它萌发于民主革命时期。早在1948年8月他写给中央和毛主席的《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中就说:“人民对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1]因此,要推行团结大多数的政策,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  


      建国初期,在主持大西南工作时,他更加重视稳定工作。1949年11月,就贵州新区的工作给二野五兵团的电报中认为,“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等等,这是很对的。”[1]1950年5月,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又特别强调:“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1]7月,在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搞好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不出乱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同年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加强公安工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巩固革命秩序


       1952年邓小平调到北京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领导全国财经工作,这时他特别强调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之上。同时,针对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在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和1956年9月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他都特别强调了党的团结和统一问题。他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1]根据这一精神,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党员义务的规定中,增加了新内容,把“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列为党员的义务。    
     

        1956年至1966年“文革”前,邓小平对社会稳定的关注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大民主”。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严重事件,我国也出现主张实行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以大规模群众斗争或闹事来实现民主权利的现象,毛泽东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这种大规模风潮和闹事的“大民主”。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表示不赞成这种“大民主”。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人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1]在他看来,反对官僚主义,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应采取小民主的办法,即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来执行。二是反对“大搞群众运动”。1961年10月,他深入分析了当时做群众工作常见的方式——搞运动的方式或谓之“热闹方式”。他说,“我们不能否定在某一个时期要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热闹的形式,……但是我们的群众路线,不能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是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1]他认为当时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违反了群众路线,最主要的还是做好经常性的工作。1962年2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群众运动要建立在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经常性工作基础之上,而这几年“差不多是把搞运动当作我们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天天运动,这是不好的。”[1]因为许[NextPage]多经常性的工作被不断的运动挤掉了,这一教训应该吸取。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成为以后他保持稳定、不搞运动思想的雏形。但遗憾的是,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以至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使党和国家遭受惨痛损失。   


     “文革”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即被打倒。亲身经历了那场浩劫,邓小平深知社会稳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当1975年他第二次复出时,主要做的就是对各方面秩序的整顿,以恢复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秩序。1975年1月,在总参干部会上就军队问题他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3月,就铁路部门的问题他又说,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把闹派性的头头调开。5月,就钢铁工业的整顿,他再次强调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学员的谈话中,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毛泽东同志过去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可以说,邓小平主持工作的这一年,是安定秩序的一年。关于这一点,1987年10月,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友人时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2]但随着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整顿被迫中断,然而,这一整顿可以说是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初步展开。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1978年12月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他就指出:“安定团结十分重要。”[3]同时,也已经预见到改革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他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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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从以上回顾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的。   
    2 “稳定压倒一切”是历史和现实的迫切要求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成为领导这一伟大社会变革的总设计师。他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并把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中去思考,从而形成科学完整的社会稳定理论。   
回顾1978年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巡谈话这段激动人心的历程,可以发现,邓小平对社会稳定的重视是以一贯之的,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在某段时间他又特别强调社会稳定问题,这样大致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9年到1980年。当时各项工作刚开始走上正规,但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势力还很大。林彪、“四人帮”和“文革”中打砸抢的残余势力,从极“左”出发破坏改革开放。同时,伴随思想解放,社会上出现了诸如“西单墙”的一些右翼势力,这些人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帜,企图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污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宣扬搞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篇对整个80年代工作都极具指导性的长篇讲话中,总结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多的工作,展望了80年代的任务,把“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一个前提进行集中系统的阐述。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又一次集中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稳定问题。他把经济调整和政治安定作为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并行的两个轮子,认为经济调整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遭到破坏,如果遭到破坏,调整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


       第二次是1986年到1987年。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1986年12月中下旬,我国一些城[NextPage]市出现学生上街闹事现象,社会出现动荡。对此,邓小平在1986年9月至1987年6月的一系列讲话中反复强调中国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第三次是1989年以后。由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1989年春,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在首都北京,动荡最后还演变为政治暴乱,严重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邓小平对这一事件自始自终给予了高度重视,支持中央采取坚决行动平息动乱。他用了“压倒一切”、“最高利益”等词语来说明稳定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并明确表示:中国不允许乱,同时还阐述了与稳定有关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以上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邓小平同志愈加强调稳定。那么,社会稳定对于当代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要呢?综合邓小平的论述,主要有:   
     

        ( 1)稳定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必备前提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反复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没有这一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在他看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如果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切都不可能。1985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陈鼓应教授时说:“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2]1989年2月,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这样的论述还很多,由此可见邓小平的良苦用心。他多次说过,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经济上还相当落后,而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是他最为关心的。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秩序,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   


      (2)稳定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需要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一直存有分化和西化的企图,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插手中国内政,总是希望我国越乱越好,以便从中牟利。1989年的政治风波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所以邓小平说:“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而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又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对此,邓小平分析道:“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2]“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2]所以,他要求,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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